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庭资本交互作用中的文凭效应（上篇）(2)

　　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分社会歧视性和制度性两类。典型的社会歧视性市场分割由性别与种族歧视引起。[8]格鲁特(Groot)和乌斯特比克（Oosterbeek)对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文凭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9] 贝尔曼（Belman)和海伍德（Heywood)的研究发现，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口中的文凭效应更大；1〇]毕泽安（Bitzan)指出，白人持本科或者以下层次教育的文凭就可获取较高收益，而黑人则需要研究生教育文凭才能获取高收益。[11]典型的制度性市场分割发生在城乡间、部门间、地区间等。[12 ]海伍德在利用美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比较部门间的文凭效应时发现，在没有工会组织的私有部门中文凭效应最大，在公共部门及有工会组织的私有部门中，文凭效应往往很小甚至不显著。[13]相反的是，庞斯(Pons)和布兰科(Blanco)对西班牙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文凭效应在公共部门显著存在但在私立部门却微乎其微。[14]鲍尔等人在分析日本大小不同的公司后发现，小公司的文凭效应显著，大公司的文凭效应不明显。[15]
　　家庭资本往往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拥有的政治资本、所在工作单位类型、所处社会经济地位等指标来衡量。国内学者的研究已揭示，家庭资本有利于形成稳健的社会网络关系[16]，帮助子女扩展就业信息渠道、减少在面对就业市场"人满为患"、社会对 "教育具有多大的文凭价值"提出质疑之际，中国的学者亟须研究教育文凭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家庭资本的交互关系，最有说服力的结论应该是通过实证的方法得以揭示。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变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联合主持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本文选取了三类变量。第一类是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年限。第二类是工作特征，主要包括工作单位所在地区、所有制性质（分为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年职业收人和工龄等。第三类是家庭资本，主要包括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 (父母中任一方接受了高等教育，定义为 "是"）和父母所在工作单位是否为党政机关 (父母中任一方在党政机关工作，定义为 "是"）两大类。样本与变量信息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计量模型
　　若要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的文凭效应，就要在式(2)中分别加人代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虚拟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与文凭变量D的交叉项(AXM)，并分别以女性、西部地区、非公共部门为参照组。若交叉项系数小是显著的，说明不同劳动力市场下的文凭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模型为：
　　同理，分析家庭资本对个人教育收益中文凭效应的影响，加人数据可得的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工作单位与文凭变量D的交叉项(AXF)，并分别以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在非党政机关工作为参照组。若交叉项系数^是显著的，表明家庭资本会显著影响个人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
　　四、研究结果
　　(一）我国个人教育收益中存在着显著的文凭效应
　　对经典明瑟收人方程（式1)进行拟合分析的结果见表2 "回归（1) "，明瑟收益率为 9.7%，即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教育收益提高 9.7个百分点。同时，个人教育收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性收人比女性收人高出33% [用（e。285 - 1)进行计算];工龄影响收人，每增加一年工龄，收人提高1.7%。加人文凭虚拟变量后（式2)的结果见表2"回归（2) "，模型的拟合效度表明其解释力度（调整后R2)达到了 29.3%，且高度显著，表明对此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是有意义的。每多受一年教育，个人教育收益仅提高6.3个百分点，加人文凭变量前后的个人教育收益率差值(9.7% - 6.3%= 3.4%)体现出文凭的信号价值，即我国个人教育收益中存在着文凭效应。分段来看，相对于小学及文盲而言，初中文凭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零，高中文凭的回归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说明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毕业文凭未体现出信号价值，不能给个人带来额外收益，甚至产生相反效果。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存在显著的文凭效应：专科、本科、硕士的文凭效应分别为17.1%、51.9%和42.6%。①这表明，高等教育文凭能够体现信号价值，能够给不同文凭获得者不同比例的额外收益。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文凭效应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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