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庭资本交互作用中的文凭效应（上篇）

　　【论文摘要】用CGSS两年一次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我国个人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个人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是显著的，专科、本科、硕士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分别为17.1%、51.9%、42.6%，本科最高；劳动力市场分割影响着文凭效应的高低，女性、非公共部门、东部地区的文凭效应分别比男性、公共部门、西部地区的文凭效应要高，但中、西部地区间的文凭效应无明显差异；家庭资本给文凭效应带来影响，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相比，其子女的文凭效应要高，父母在党政机关工作反而会降低子女的文凭效应；最后，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庭资本交互作用下的文凭效应是不同的。
　　【论文关键词】个人教育收益；文凭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家庭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一年七百多万应届毕业生告别大学进人劳动力市场，他们的就学经历和家庭背景影响其就业的成败，每年总有一部分人不能成功就业。如此，"高等教育供过于求"、新的 "读书无用"乃至"高等教育的文凭失效"等观点进人了讨论之中。本文待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教育文凭特别是高等教育文凭在个人就业和收人增长中的价值有多大。
　　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都告诉我们，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存在的，典型的分割由劳动力的性别、被雇用的工作部门、雇用机构所在地区等方面的差异产生。经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的供求状况不同，带来了岗位竞争机制上的不同。大部分人试图涌人的是劳动力供给已经过剩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雇主们为了筛选出高层次人才不断地提高人职门槛，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对新人职者的学历要求固定下来，[1]使得"文凭"成为有资格参与岗位竞争的人场券。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不同，其"人口 "相对宽松，雇主们不将"文凭"看作人职的关键，更重要的是看工作成效。因而，文凭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对劳动力个人未来收益产生的效应也应该不同。本文待研究的问题之二是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文凭效应。
　　家庭资本，处在社会资本"圈层"的最里层，家庭资本本身最核心的是父母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等社会和教育要素带来的资本。他人的相关研究曾揭示社会网络关系的强弱特征，弱关系能为子女求职提供丰富的就业信息[2]，强关系还能对招聘程序施加影响，甚至对求职结果起到实质性作用[3]。这样看来，同样的文凭在不同的家庭资本的条件下也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文待研究的问题之三是不同家庭资本条件下的文凭效应。
　　然而，个人就业及职业发展状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单一维度的。更不用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家庭资本在个人找寻工作及其后的职业发展中是具有交互作用的。那么，在两者交互作用下的个人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又会怎样呢？这是本文最后要回答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文凭效应①（diploma effects)的研究缘于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的历史论战之中。莱亚德（Layard)和萨卡洛普洛斯 (Psacharopoulous)试图通过对"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文凭使个人获取额外收益"的验证来区分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4]此后，学者们基于不同国家的微观数据，测度了文凭效应。亨杰福德（Hungerford)和索洛伦（Solon) 利用断点样条函数，分析了 1978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后发现，高中和本科教育的文凭效应显著存在，大小分别为3.5%和9.4%，表明个人获得高中和本科文凭后会分别获取3.5% 和9.4%的额外收益。[5]鲍尔（Bauer)等人对 1993-1997年日本消费者面板调查数据分析发现，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文凭效应分别为 18%和38%，[6]反映出教育文凭在日本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个体受教育过程状况(重修或跳级、获得文凭的年份和只拥有同等学历证书等）、文凭所在学科、文凭获得者的种族状况等角度，来探讨个人教育收益中的文凭效应问题。尽管不同国家的学者已从多个角度证实了个人教育收益中存在着文凭效应，但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有关中国各级教育綴学生的系统数据，中国国内关于个人教育收益中文凭效应的实证研究近乎空白，仅有沈红和张青根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1978- 2008年间中国各级教育个人收益中的文凭效应进行的初步考察结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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