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公民身份教育的实践模式--基于六国培养体系的比较研究（上篇）(2)

　　(三）公民身份教育
　　公民身份教育因其对共同体身份感的强调，在实践上更显主动性、过程性和参与性。身份认同培养的目标、内容、方法等，随着人们发挥其共同体成员一公民职能的政体和社会的不同而有差异[4]，公民身份教育因而具有较为独特的比较价值。
　　公民身份教育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古典时期，公民身份只是少数精英阶层的特权象征，精英阶层的美德伦理灌输是"第一公民"[5]教育阶段的重要内容，特别强调个体身份认同。民族国家（nation-state)出现后，逐渐形成了以体制性知识学习类型，即"第二公民"教育时期，国民（认同）教育形式出现，权利与义务成为公民教育"可教的"经典范畴与逻辑，开始重视共同体身份认同教育。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增强，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实践模式变得越来越丰富，教育领域也逐渐突破了"第一"或"第二公民"身份的限制，不仅重视对身份或资格的公民知识的教与学，而且更为强调对于参与共同体能力的培养，这也是当代国际公民身份教育"复兴"的主要内容。
　　通过上述概念辨析不难看出，公民教育的逻辑起点在本质上应指向国家、社会(共同体）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位。权利与义务（责任）是三者之间的属性定位，公共与私人是三者之间的范畴定位。公民身份认同及其教育则是三者发生联系的媒介与确认。
　　二、公民身份教育的演变逻辑
　　公民身份教育发展经历了叙事、建构与解构三种演变逻辑。在这一进程中，共同体形式不断变革，身份认同培养也从符号认同、国民认同发展到了多元化认同阶段。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公民身份教育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发展，并非偶然为之。尽管其当下仍处于各种理论论争之中，但身份认同培养重点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则十分明确，这样的复兴趋势可以看作公民教育领域对激进的本土化或全球化双重挑战的一种应对。
　　(一）叙事逻辑一想象共同体的符号认同
　　在追问诸如"我们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等"常见的"[6]共同体认同问题时，人类通过历史与想象叙事的中介作用获得群体的身份感，这更类似于文化符号认同，且在公民身份教育中起着本体论性质的作用。语言文学、风俗习惯以及历史传承，构成了世界上很多群体、种族或民族的基本的共同体身份认同及其教化，如《荷马史诗》与《山海经》、《三皇五帝》等传说。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指出，由于人类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意或无意的失忆现象，因而共同体的想象进程与人类个体的传记有共通的地方。在个人的叙述与民族的叙事当中，有些历史事件成为身份建构过程中的确定时刻。[7]叙事中的"我们"的认同培养，主要表现为初步性、规范性、强制性和统一性等符号化映像特征。公民身份培养主要是借助多种不同形式的规范性的历史叙事展开，如历史、地理教学以及文学、艺术、文化遗产，乃至神话故事等组成的综合性通识教学。这种单一文本教育模式，体现的是某种一元集中权力意志的叙事结果，是意识形态化的简略和强制抽象，所实施的公民身份教育也是预先给定的、静态的和过去为主的叙事或教化。地理界限或政治疆域不稳定的新兴民族国家，在开始构建共同体认同时，一般倾向于接受想象共同体的符号认同教育。新兴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往往包含两种不同阶段："初级性认同"和"公民性认同"。前者以集体记忆的映像形式唤起了"我们"朴素（血缘亲情主导）的"原始情感"，而只有后者才为我们介人公民政治（civilpolitics)提供理性身份。
　　(二）建构逻辑一偏好共同体的国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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