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加强教育对外开放的治理体系建设是重要途径

　　WTO框架下的教育对外开放呈现的是各个国家、各利益相关群体的博弈，在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出宽领域、多层次的局面下，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合理利用国际规则维护教育主权，就成为重要话题。在此背景下，教育对外开放的传统“管理”模式需要向新的“治理”模式转变。在加强教育对外开放治理体系建设方面，应加强中外WTO实践框架的对接与“兼容性”研究，以事中及事后监管为重点，实现责任和权力同步下放、放活和监管同步到位。目前，中央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地进行行政权力下放，教育部门也不例外，为避免出现肠梗阻或短期的市场混乱，建议结合对WTO中涉及教育的相关规则的研究，做好统筹管理与权力下放相结合，集中管理与分级管理相结合。同时，增强负面清单管理意识，加强事中管理和事后问责，建立权力下放后的监督问责机制。[17]在近期涌现的200多个区域贸易协定中，大部分涵盖了教育服务开放的内容。我国近两年签订了大约11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8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协议大部分包含教育服务市场开放的内容。[18]因此，在推进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一定要坚持依法治理，按照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坚持在WTO签约承诺有条件地开放教育服务市场时所设立的“不作承诺”的市场准入限制，如对特殊教育服务（包括军事、政治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若干领域所做承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确认同“跨境支付（研究和制订远程教育合作等）”、“境外消费（留学等）”、“商业存在（中外合作办学等）”、“自然人流动（大力引智等）”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在促进教育对外开放中的积极作用，充分做好并完善相关治理服务体制机制建设。面对教育对外开放后外国机构在我国教育市场中的商业行为，不应简单回避，而是要积极应对，学会利用国际规则，趋利避害，维护我方的权益。

　　教育对外开放的本质是促进改革和发展，核心是以治理促改革，以改革提升质量，做强教育自身，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加入WTO之后，我国政府对教育对外开放做出了郑重承诺，发展路径与方向已十分明晰。虽然现阶段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尚无法构成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但促进跨境教育要素与资源的自由流动，相互开放市场，促进和提升公共教育质量始终是一种负责任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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