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性别、地区上的表现

　　为进一步检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特点的稳定性水平，我们分别以性别变量和地区变量切入，对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其中，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表2呈现的总体数据结果一致；而地区分类的描述结果，除福建和湖北两个省份的数据分析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省份的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为明确这种价值观维度的排序差异是否表现出显著的不可逆转特性，我们将这两个省份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其中，福建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52、p=0.61，湖北省的数据在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2、t=0.27、p=0.79。

　　（三）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在不同学历、行政级别上的表现

　　我们对不同学历和不同行政级别的干部群体在八个维度上的得分均值排序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行政级别分类的描述结果与总体数据的结果一致；而在学历分类中，除研究生被试显示“才能务实”的得分高于“公共利益”的得分之外，其他学历类型的被试结果与总体结果一致。我们将研究生样本在上述维度间的数值进行比较发现，其差异均不显著，两个维度之间的差异均值为0.05、t=0.30、p=0.76。上述结果说明，尽管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被试在一般性价值观维度的重要性排序结果方面与总体分析存在差异，但综合分析其整体趋势，这种差异仅仅表现为“数量”上的变化，而非“本质”上的逆转性易动。

　　四、分析与讨论

　　（一）干部群体价值观结构的比较

　　对于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其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了解公务员价值观的影响、构成要素；第二，形成对公务员价值观评价的基本架构。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公务员价值观结构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评价结构测量和理论结构建构。这两种研究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描述和规划了公务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基本价值取向，对我们了解公职人员的价值观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已有的相关研究也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即受群体职业标签的裹挟，使社会公众对该群体的认识无法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也难以与其他群体进行横向比较。为此，本研究作为评价结构测量类型的一次尝试，将关注点聚焦于“去职业标签化”后的一般性价值观描述分析，并在社会生活实际现象层面还原其价值取向构成特点。根据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我们将干部群体的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简单对比，如表6所示。

　　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比较，我们认为本研究通过数据检验获得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干部群体价值观分析的工具基础。剥离公务员群体的职业标签来分析其价值观，并非降低对其价值观要求的标准，而是希望对其价值观现状的认识更具全面性和客观性。为此，本研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般性价值观作为分析其价值观结构与现状的切入点，真实的展现了干部群体作为社会人所具备的最基本的人性面特征。第二，生活视角的切入使得对干部群体价值观的把握更加生动具体。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构架的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结构不仅突出了其工作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将其社会生活中的诸多要素纳入其中，使得我们基于价值观对公务员所形成的“群体心理画像”更为丰满生动、全面具体。第三，对干部群体价值观道德层面的测量、剖析更具操作性。干部群体道德层面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些研究虽然涉及到了这部分的内容，但是从其测量和解析的角度来看往往操作性不足、表述抽象意识形态化。本研究从个体日常工作生活的现象描述入手，深度切入干部群体价值观领域的基本道德行为表现，使得我们对干部群体道德价值取向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可量化、易解读。

　　（二）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特点与内涵

　　我们对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调查数据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拟合结果较好的支持了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8因素结构。对各维度的整体排序发现，模型显现出了以品格自律、公共利益、才能务实和人伦情感为优先选择的亲社会导向，而名望成就、守法从众、家庭本位和金钱权力四个维度则依次顺延至干部群体选择的第二梯队，具有鲜明的“好人定位”特性（见图1）。这种对自身价值体系的好人定位，恰恰表明自我价值定向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引导作用。在干部群体的价值观排序中，品格自律被放置在了其价值判断选择的最优位置，也进一步印证了“道德自律是领导干部价值观生成机制的首要选择”这一观点。[8]干部群体对品格自律的实践，不但具有较高的主客体互动价值，同时也是领导干部自我规范、自我促进、自我调节、自我容忍和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9]对于干部群体而言，其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和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仍旧基于“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尽管在干部群体一般性价值观的排序中，其个人的才干能力占据有重要位置，但是他们仍旧表现出强烈的对于公共利益优先选择的意识，而干部群体对公共利益维度的深切关注也正是落实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现实表现。干部工作压力大、责任重，当我们将其还原为普通个体加以审视的时候，无法回避其对个人情感的体验与诉求，毕竟这是基层党政干部幸福感的重要来源和影响因素。[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