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生产的实际形态和风格状况发生了空前变革。作为一种创造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对象化实践，它的产业化运作既涉及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相互介入，更关系到自由性与异化性、精神性与商业性、文化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复杂缠绕。马克思以“人的生产”为核心的人学论述，则为我们准确把握当今文化生产“是什么”和“做什么”，辩证看待文化产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与象征价值之间的双向交互，以及合理规范、引导这一新型产业形式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理论视界。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视界；文化；生产；符号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消费符号化、文化资本化漩涡的持续激荡，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发生了纵深转变。但是，由于领域疆界和行业分类难以明确说清，“文化产业”在当下研究中往往成为相对模糊的事物。不过，在众说纷纭的理论预设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一条明晰的问题脉络。那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这种急剧转变，我们应当如何准确把握文化生产“是什么”和“做什么”，如何辩证看待文化生产的新型运作机制，及其带给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不同价值，又怎样立足于特殊语境来引导文化生产的规模组织和价值功能呢？在这个方面，马克思的人学论述则为我们提供了富于现实意义的理论视界。

　　一

　　人的现实生存、生活及其社会性基础，始终是马克思思考生产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在这一论域中，马克思首先从人类活动的一般层面来阐释生产劳动及其意义。在他看来，“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56这种有意识、有目的地的类特性使之与动物的生物本能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让人的生命活动成为产生“种的生命”的“类”（社会）生活。而正是这种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活动，使人有可能以人自身与外在自然的“类存在”为改造对象，并能构建自己之所为“人”的历史文化。

　　而作为人类一般生产实践的表现形式之一，文化生产和其它劳动形式一样，起初均诞生于人与人、人与世界间所建立的现实需要关系之上的。这一点，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158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之所以能存在与发展，就在于它作为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能够被创造与消费，从而既参与了人的需求结构，亦影响了人的历史。在这里，马克思还表达了另外两层意思：第一，作为人所从事的一种社会生产，它必然要受到一般生产规律的规约，却又不乏自身的特殊性。因而，要从普遍与具体的辩证演化之中去把握它；第二，它总是依存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文化生产的存在、组织形式及其产品特征会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随着物质、精神劳动的相对分离，文化生产虽然仍属于一般生产的有机部分之一，但它主要是以满足和发展人的高级精神需要而非物质享受为己任。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构筑了人类文化生活与精神世界的生产方式，它一方面使人在对象化实践中，“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2]191，由此集中展现人自身所独有的现实存在与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它亦使混沌未分的原始文化活动变成了某些个体、群体所从事的专门生产或行业，其产物则是物态化的消费品或非实体的文化服务。 在此意义上，文化生产在特定社会阶段的发展形式即文化的产业化，而这就涉及到第二层面。

　　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生产者为了维持物质生活也需要通过精神性劳动来获得收入，但绝不是仅仅为了累积财富，而是为了生产“自在之物”。可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我们却不能如是理解文化生产。因为，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社会进程，既推动了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形式萌发，使人“通过这种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3]202，由此进一步延伸了人的本质存在与创造性力量。但是，一旦文化生产被纳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生产体系，文化生产者沦为非人的被雇佣者，直接同资本相交换时，它便不再是为精神（文化）而生产的“自由劳动”，而成为一种为创造剩余价值而生产的异化劳动。正是基于这种洞察，马克思方才做出“资本主义生产与某些精神生产部门相敌对”[4]296的历史唯物论断。

　　不过，虽然无利害的审美愉悦在商品化的过程中成为可以消费的东西，文化生产的异化也以商品化为必要前提，但具有这一特征却不完全意味着异化。因为，文化生产之所以会呈现出商业性逻辑，肇因于“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4]95亦即是说，首先源自这种劳动及其产品能满足、提升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归根究底，判断的关键尺度在于它是否作为资本增殖的附庸手段。而作为异化的雇佣生产，文化生产满足人的生活需求同时，它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1]51相应的，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文化产品则成为资本所控制的商品，并且“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1毋庸置疑，这种生产实践不仅异化了文化生产的精神特性，也褫夺了人自身的感性存在及其自由自觉的本性特征，将人演绎成为资本欲望——商品与利润——逻辑的工具，由此造成了人与外在自然、内在自然的多层面对象化关系的全面异化，导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文化与产业、文化产品作为公共服务的精神性—文化价值与作为私有物的商品性—商业价值之间的冲突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之所以强调文化及其生产、组织、产物的萌发衍变同人的现实存在与“两种生产”相关联的人学维度，否定批判的并非是文化生产产业化的历史趋向，而是介入、操纵文化生产运作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工具—目的理性与资本积累逻辑。所以，在马克思那里，文化生产的基本内涵是在一般层面的人类生产、自由的精神劳动与异化生产所构成的辩证关系之中被界说的。它和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力量、存在形态与历史进程相交织，兼具精神性与商业性、自由性与异化性双重属性。

　　二

　　虽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是主要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但其中却蕴含探讨这一问题的辩证途径。那就是，只有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语境中人所进行的实践活动出发，审视由此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关系，方能获得关于特定时期文化生产的科学认识。以之为视界来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当今中国的文化领域中，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资本运作于之中的市场化、产业化、区域化的空间现状。在这种特殊的经济场域中，文化生产“是什么”则表现为：异化生产与自由劳动、商业性与精神性二重性质以链条化、层级衍生的拓扑形态相互纠缠、交融于文化生产的整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