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TPP还要求将保护劳工写进贸易条约。2011年12月，在美国向TPP成员国提出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建议适用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要求成员国在其劳动法中对最低工资、工作时间、劳动安全和假期等提出意见。TPP还要求各国政府允许公众监督其劳工权利承诺的履行情况，并建立咨询体制，为劳工保护提供制度保障。这些要求对于劳工保护程度较低的发展家而言都具有挑战性。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强调环境和劳工保护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对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广大发展家来说，在短期内可能要面临生产成本提高和竞争优势丧失的问题。这些高标准的要求将是阻碍发展家发展的力量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这取决于发展家的国内政策。

　　三、TPP对产业发展的挑战

　　从扩大货物市场准入的角度讲，TPP对的出口是利好的。此外，在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和减少投资藩篱方面，TPP的新规则对当前企业走出去也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整体来讲，TPP的框架及规则是出于美国维护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优势，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计的。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来说，上述框架和规则将带来许多挑战。思考在TPP规则下可能遇到的挑战并如何积极应对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来讲，可能将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一）服务贸易全方位开放带来的风险

　　在加入WTO的十几年里，大量产品出口世界各地。也因此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生产成本也在不断上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消失。扩大服务贸易输出将是对外贸易战略的新支撑点。①从这个角度讲，TPP提高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与的对外贸易政策和FTA的战略重点是一致的。

　　然而，金融和电信服务的开放与商品和其他服务的开放不同，它将影响金融体系稳定和国家信息系统安全。TPP要求对外资和国内资本一视同仁，将导致国内银行失去现有垄断优势，其竞争力将面临严峻考验。与此同时，如果将现有的国内银行业务对外资银行开放，那么外资银行对金融的参与度和影响力也将随之提高，这对金融监管也提出更高的要求。电信服务贸易的开放将导致对国家安全的更大威胁。根据2014年8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规定，外商在设立电信企业，其股权比例不得超过49%，并且对其经营的业务范围有限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降低了要求，允许外资比例超过49%，甚至允许外资独营，并且对外企开放网络内容提供（ICP）等原来未曾开放的业务，但仍要求严格的审查制度。

　　（二）限制国有企业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推出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一些刺激政策惠及国有企业。美国和欧盟曾因此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内对国有企业享受低利率贷款和补贴等问题提起过诉讼。①TPP作为新的贸易机制，成为美国规制国有企业行为的重要手段。美国提出限制国有企业行为的相关条款，实质上是通过限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有利政策和具体措施，从而避免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因与政府的直接或间接关系而占据优势地位。简而言之，TPP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限制来维持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企业担负着在国际竞争中树立民族品牌和代表产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责任。然而，TPP要求削弱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并提高企业决策的透明度，这对的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治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另外，部分国有企业在失去来自政府的支持后能否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是一个问题，这将不仅是企业也是相关产业面临的重大考验。

　　（三）引入环境和劳工标准带来的风险

　　在TPP谈判之前，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并未纳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TPP对环境和劳工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并要求建立强有力的保障机制。在，尽管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环境并未作为要素反映在生产过程中，环境问责机制也相对欠缺。对于劳工问题，虽实施了《劳动法》并建立了劳动仲裁制度，但是劳工被侵权现象仍非常普遍。在现有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引入环境和劳工标准，实际上抬高了竞争门槛。这将使的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冲击。具体来讲，这提高了对环保和劳动力的要求，短期内使企业成本上升。因此，靠廉价劳动力或低环保成本的企业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南方沿海地区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初级原料的出口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另外，TPP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可受理一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关于环境和劳工问题的诉讼。由此，环境法将不再是“软法”，而是具备了“牙齿”。许多发达国家的NGO将利用这一争端解决机制来督促政府和企业执行标准，使面对更广泛的国际监督。

　　（四）政府和企业面临适应新规则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