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整体上尚处于“人事工作”阶段。学者彭剑峰构建了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模型。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使高校教师人才市场开放性不足、激励机制坍塌且异化、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绩效与资格考核“选择性行政”。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性转型，基点在于建立“社会契约人”体制的教师“身份变革”，这需要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推动。近年来，国内部分公立高校人事改革属于第二层次制度供给，由于缺乏基础性制度资源投入，尚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社会契约人”体制。政府打破大学教师干部身份、停止事业单位编制供给、放松档案户籍控制等制度安排具有必要性，其与高校自身人事变革一道，构成教师“身份变革”，将成为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提升大学效能、实现人才强校的基点。

 

　　关键词：“社会契约人”；“身份变革”；人力资源管理现代转型；基础性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32-07

 

　　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发展迅速，凸显生产性，能够为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作出重大贡献。但是国内公立高校，受体制之限，人力资源管理整体尚处于初级的“人事工作”阶段。公立高校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广大教师（faculty）[1]，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而言，转型的关键是政府提供基础性制度资源，与高校自身人事改革一起，实现教师“身份变革”，让教师从“单位身份人”走向“社会契约人”。教师“身份变革”是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转型的基点，也是提升大学效能的关键所在。

 

　　一、“单位身份人”及其存在基础

 

　　把当前公立高校教师界定为“单位身份人”，首先是指，教师是“单位人”。所谓“单位人”，指的是大学教师从进入高校系统工作后，就为“大学所有”、“大学所用”和“大学所养”。公立高校教师被“大学所有”，是一种传统“单位人”思维下的“准人身依附”。为“大学所用”，指的是教师必须接受学校的安排，开展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为“大学所养”则是指一旦在公立高校入职，教师的生、老、病、死都是学校的事，除非教师有重大违法违纪，否则学校不能让其去职。

 

　　其次，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来看，教师还是一种“身份人”。所谓“身份人”，是指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身份”，而不是其他因素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公立高校教师具有传统概念中国家干部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身份其实是“准公务员”性质。公立高校教师因为其“准公务员”身份和事业单位编制，成为了传统上民间所讲的“国家人”。这种“国家干部”身份，“一旦获得，终身拥有”。而且身份的获取现阶段主要是看学历程度，博士毕业生的学历一般都可以成为获取公立高校教师身份的通行证，使其拥有者成为一种“身份人”，即通过博士学历获得公立高校教师身份后，无论工作努力程度如何，绩效好坏，都难以实质性改变其“体制内人”的身份，就可以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状态。

 

　　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的现状是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单位身份人”所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的“单位体制”。单位体制其理念是，所有微观社会组织皆为单位，控制与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中枢系统，是由与党组织密切结合的行政机构所组成，单位具有多功能性、非契约性和资源不可流动性等特征。[2]

 

　　“单位身份人”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前不只是存在于公立高校中，广大企业职工也同样是“单位身份人”。这一制度安排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随着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公立高校所依存的经济基础已从“计划经济”转型到了“市场经济”。从另一维度看，市场经济改革是我国公立高校组织所面临的主要外部环境变化。高校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3]但是这种自适应调整与组织演化由于自身动力有限，以及外部基础性制度资源供给延宕，即使原有环境不存，尚没有改变当前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坚硬”存在。

 

　　根据国内权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教师被界定为“从事各级各类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属于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但是对公立高校教师而言，这一界定并没有否定其“准公务员”性质，相反地，事实是，由于历史遗留和制度惯性等原因，公立高校教师作为“单位身份人”的制度安排与认识，在没有外力从上至下强力推动变革的情形下，被固化了。而事实上，公立高校参与的知识生产、人才培育和社会服务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下各高校之间生源和师资的激烈争夺就是佐证。由于人的“自利”和“有限理性”等原因，“高校业务”难以被“计划”。这样，公立高校教师“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逻辑基础就付之阙如。

 

　　二、“单位身份人”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困境

 

　　国内学者彭剑峰在将国外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四大机制模型，即淘汰机制、激励机制、牵引机制和约束机制，它们相互协同，从不同维度整合、激活组织中的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在这一模型中，牵引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拉”，激励机制是把组织中的成员“往上推”，约束机制是对组织中的成员进行考核与规范约束，使其不偏离组织目标，淘汰机制是把组织中不合要求的成员往组织外淘汰。在这一模型中，组织的文化与价值体系起牵引作用，绩效与资格考核发挥约束功效。[4]在公立高校中，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对象教师是“单位身份人”。“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四大机制上都带来了困境，使其停留在传统的“人事工作”范畴，难以进行现代转型，从而没有为大学战略实现发挥应有功用。

 

　　高校教师淘汰机制事实缺失。由于公立大学教师是“单位身份人”，他们进入高校系统就成为了一种“体制内人”，拥有所谓的“铁饭碗”。当前公立高校选择用人时，一般并不存在真正的试用期，不像西方高校，选择学术劳动力时，可以有实质性的长期试用制度，一旦发现所雇佣的学术劳动力教学和科研表现达不到学校要求，就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启动淘汰机制。国内公立高校教师入职后，事实上立即就成为拥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单位身份人”，因为工作业绩不佳或不适岗等原因，从体制内淘汰出来的可能性事实上并不大，“解聘制度缺失”[5]120带来了严重的大学“庸人积淀”[6]问题。当前国内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导致了与岗位不匹配教师的淘汰机制事实缺失，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大困境。

 

　　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坍塌异化。高校教师的劳动性质与公务员有差异，他们从事的工作主要是“科学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教学”与“社会服务”，所以高校教师工作具有高度创造性；高度创造性的工作则需要其主体意志与脑力的艰苦付出。这种艰苦付出，在人性现有水平下，需要有合理而充分的激励。当前国内公立高校中事实上所实施的人事聘用体制是“即时全员终身制”。在美国高校，只有部分优秀教师才能进入终身制系列，显然与我国当前公立高校事实存在的“即时全员终身制”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能够进入终身制系列的讲师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往往要经过长达十年的试用。[7]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当一名教师一旦入职就成为“单位身份人”，拥有“铁饭碗”，则必然会带来激励困境。出现这种情况不是公立大学教师觉悟程度不高，是人性实然状况使然。而国内公立高校“即时全员终身制”作为“单位身份人”体制的重要特征已经被固化，使教师过早地进入“智力退休期”[8]，这就带来了激励机制的整体坍塌。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公立高校教师的“即时全员终身制”，由于基数庞大，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经济保障，相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其他行业而言，整个高校教师体制内工资水准相对低下。高校为了追求大学在排行榜上的短期效应，以及其他的外在原因，整体上都在强化科研的量化考核。“即时全员终身制”带来的经济保障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自由，公立高校教师要想能够在经济上充裕，必须遵循大学的游戏规则，“多快好省”地出科研成果、出形式上更高层次的科研成果。“单位身份人”体制所伴有的过分量化的科研考核机制虽然多有产出，似乎“效率”更高，但是因为科研活动的特殊性，这种机制导出的科研产出许多时候意义不大，特别是在国内当前实质性学术评价不彰的情景下，不能真正实现公立大学的组织目标，人力资源管理难有实质效果，反而因为过分追求短期的量化学术产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就是一种公立高校因“单位身份人”体制所间接带来的激励机制异化现象。

 

　　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被扭曲。在一所理想的大学中，大学的文化与价值体系往往是作为一种“软实力”，牵引着大学共同体中的教师专注于科研与教学，促进大学理想的实现。理想形态的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基本的有“学术至上”和“精神独立”等。当前公立高校“单位身份人”体制，在其他的文化与氛围的协同作用下，特别是在我国学术制度构建内在逻辑发育不良[9]的情境下，把大学文化与价值体系扭曲了。“单位身份人”导致大学人才流动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公立高校，没有经济条件吸引人才，所以人才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是靠近亲繁殖。在这种学术环境中，对学术人才的发展而言，学术才华与学术努力不能起到主要作用，“关系”的经营才最为重要，这违背了“学术至上”的大学文化。更为直接地，“单位身份人”体制带来大学教师的“人身依附”。[10]111由于“单位身份人”体制的存在，大学教师不只是享受“即时全员终身制”，而且作为单位的大学，它往往乐于“办社会”，大学教师就依附在“单位”所提供的一些往往品质有限的资源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依附最后带来的是一种精神依附，高校教师往往在享受“单位”所提供的“低保”性质的物质支持中，失去了精神的独立。

 

　　绩效资格考核的选择性行政。对有效的高校人力资源管理而言，还需要有约束机制，它约束高校教师为实现大学职能而努力工作。约束机制能够规范大学教师的行为，如果大学教师行为有偏差，约束机制能够指引与纠正。一个重要的约束机制是考核，公立大学往往有两种重要的考核，一是绩效考核，另一是资格考核。在许多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公立高校中，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原因，在考核中出现所谓的选择性行政现象。选择性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进行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方式。[11]12-15从这里看，选择性行政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甚至一般地被理解成为褒义词，是为了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体利益的“义举”。[11]12-15其实，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成为贬义概念。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会因为“单位身份人”体制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实施选择性行政。“单位身份人”带来了单位人员流动的相对固化，并形成了近亲繁殖的“人情社会”，所以许多时候，公立高校在进行绩效与资格考核时，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考核要么是实施不彻底，只有部分人受到考核，要么是考核标准过低或考核形式化；在考核结果的应用上，许多时候也存在“虚化”现象，只要是可能损害圈内人利益、当权者利益和既得利益者利益时，考核往往是不了了之。所以，公立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约束机制，在“单位身份人”所构建的组织和管理环境中经常是低效或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