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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博弈到学理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逻辑关联(4)

时间:2016-04-12 09:53 点击:
对指导原理的反思和批评,并不在于否定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是革命实践以外的各个知识领域的实践,都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指导说的问题在于,理论源于实践就必须回归实践,因而也只能有

  对指导原理的反思和批评,并不在于否定理论具有指导实践的作用。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是革命实践以外的各个知识领域的实践,都不可能离开理论的指导"指导说"的问题在于,理论源于实践就必须回归实践,因而也只能有指导实践这唯一道路。事实上,任何理论最终都源于实践,但并非_定直接源于实践,也可来自于其他途径。教育的理论在缺少实践支撑的情况下同样可以独立存在,并不因为是否符合指导原理而有所动摇。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许多时候恰恰不是理论脱离实践,相反则是实践脱离理论,是实践的步伐跟不上理论的发展,而不是理论的发展跟不上实践的变化。许多理论早就证明好的实践是什么样的,但实践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理论的假设。学者贾玉超认为,许多教育实践的不合理性恰恰是导致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脱离的重要原因。他提醒人们注意:"一种教育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境遇并不能作为对其得失乃至成败作出明智判断的充足条件。"①这句话的意思应当是,不能把教育实践与合理性等同起来,并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来看待,因为"教育实践具有自身的逻辑和非理性的因素,且受历史、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②学者王方林则认为,任何理论都与实践相关,而任何实践都是包含着理论的实践。他写到:"教师如果没有一些他们正在工作的情境的知识和一些需要去做什么的思想,他们甚至不可能开始实践。"因而"实践就不是一些脱离理论而存在的无思想的行为,也不是某种理论可以被应用的机械训练。相反,所有的实践都具有扎根于它们之中的理论。"因此,任何实践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去除"思想"的实践,任何实践者都是按照一定思想(理论)去实践的,只不过这个"思想"有可能不是经过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而获得的。叶澜教授说:"任何个人所具有的理论都包含着个人对自身实践的相关认识……所以,从个体实践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不存在脱离个人内在理论的实践。"④我们不敢想象,没有理论的实践是个什么样的实践。由此可见"所有的理论都是非实践的以及所有的实践都是非理论的两种假定完全是误导。"⑤理论与实践原本是相互关联的,是不可推翻的。理论指导实践没有错误,错误的是用这一观点把理论的价值局限于对实践的指导及其与实践对应的关系之上。从表面上看"指导说"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而实际却是在动摇理论的独立性。
  三、常识态度向理性立场的过渡
  从表象看,教育理论的困境看起来似乎只是中国学术的独特问题,而从哲学层面看远非如此,它与中国学术理性意识整体的未成熟相关。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意味着一种真理意识和科学精神。理性强调精神,经验强调功利,理性主义追求理论的志趣,而不是纯粹的实用,它鄙视从经验效果看问题。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境界更高远。理性的态度要求不被当下的实践效果所遮蔽,而要敏锐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质。学者孟宪清引用胡塞尔的观点说,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存在着"理论-科学的态度"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神话-实践的态度'。神话-实践的态度"居于"理论-科学的态度"之先,并实际同样普遍存在于古老的东方社会中。在后者之中,人类精神被神秘的力量所主宰而失去了精神的独立和自由。而前者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诞生。由此,巫祝权威的世界观逐步被破除,人类通过理性来建构自身和整个世界。⑥一种真正超越直觉和当下的哲学态度从此建立起来。人类理性的本质意味着不受神性权威的支配。这一点对于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本质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实践的冲动和常识的态度。学者冯建军曾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即自然科学为什么很少谈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来说,要求基础理论解决工程设计问题是不可思议的。自然科学的成功经验在于"……承认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区别……不苛求基础科学去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承认基础科学与实践之间鸿沟存在的合理性"⑦。在笔者看来,这首先应归功于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具备成熟的科学理性,而更少受到功利实用主义热情和冲动的干扰。然而,社会科学的确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性质和功能"把教育理论视为一套实践原则,曾一度被认为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是合意的。"①或许正是由于早期的教育家们更偏向于教育的实践冲动,因而在教育学科性质上留给后人持续不断的争论,这不可不说是教育学科的历史遗憾《教育漫话》、《爱弥儿》、《大教学论》,在当时都被视为一种"教学艺术'探讨"怎样教育"的艺术②,没有被作为一种严谨的科学研究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从一出生就是带着"缺陷"来到这个世界的。或许正是这一学术上的渊源,才会有上世纪50年代奥康纳和传统学派的大争论。我们必须看到,把教育理论局限于具体实务问题,的确伤害了教育学作为科学事业的本质。客观地看,奥康纳说教育理论在逻辑上没有任何实践目的的观点,可能是偏激的,不过坚持"教育理论不是实践而是科学理论"这一观点,对认识教育理论的本质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教育科学有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特点,因而时常被教育的实践目的所拖拽。因此,教育理论或许比其它科学更需要有冷静的、超越当下的理性立场。
  其次,解决经验主义必须解决方法论问题,没有方法论的支撑,就不可能有真正理性的立场。比如,一些学者甚至幼稚地认为,只有运用实证方法的教育研究才是一种积极的具有实践价值的研究。针对这些观点,叶澜教授曾专门撰文批评:"对实证方法的崇拜本身已表现出方法论上的偏颇,任何研究的价值从来不纯粹由方法决定,即使是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不能离开思辨,连实证方法本身也是思辨的产物。"③尤其"不能由方法来承担脱离实践的责任。"她甚至不无调侃地写到:"还有的人认为研究基本理论的人之所以脱离实践,是因为他们采取思辨而不是实证的方法,似乎只要用了这种方法就能解决问题了……"④理论的功能不是无限的,但也不是单一的(服务实践)。宋钰、朱晓宏认为,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对抗中,存在着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⑤理论的目的与实践的目的可以是合作的,也可以是分离的,不过永远不会是对抗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彼此影响但又彼此守望的伙伴,不能把对方看成是有利可图的功利对象。对于今天的教育理论来说,摆脱相互利用的立场和态度,建立超越常识和功利主义的方法论,是走向理性主义的前提。强行将两者捆绑在一起的做法,既缺少理性又天真幼稚。学者林德全引用英国学者迪尔登的观点指出:"理论与实践中任何一方都不能绝对地优先于另一方",两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共同存在"的关系。这种"共存关系"要求两者彼此独立、彼此平等,不是一方依赖另一方,也不是一方统治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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