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发展

　　【论文摘要】基于省级层面数据实证发现，相对2005年，2013年我国职业教育总体、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有所下降。同时发现，职业教育总体、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数有所增加，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省市数没有变化。还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下，职业教育总体、高等和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均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城镇化质量;协调性;相关性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中国职业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数达3967.54万人，占总人口3%，其中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数分别为1323.25、2638.3和5.99万人，前两者分别占总人口的1%和2%①。与此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3年的53.73%，城镇人口达到7.31亿，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速1.032%，是同期世界年均增幅的5倍。
　　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出现了许多问题，如转移人口就业能力较弱、农民市民化程度较低、就业结构滞后、环境污染和城市拥挤等，重规模扩张，轻内涵建设，城镇化质量较低，2013年中国城镇化质量仅为0.5079②，因此，需尽快提高中国城镇化质量，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和2013年底专门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提出了要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发展职业教育直接影响着城镇化质量，可以在提升转移人口素质和就业技能，改善城镇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市民化、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教育公平等方面影响城镇化质量。那么，目前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如何，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城镇化质量？高等、中等和初等各层次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协调性又如何，是滞后还是超前于城镇化质量？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的相关性如何？文章将基于省级层面数据来分析回答上述问题，该研究有助于得知滞后于城镇化质量的不同省市应采取哪些对策以及重点发展哪一层次职业教育提高城镇化质量。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与相关性[1][2][3]和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进程的影响，且主要是实证分析职业教育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4][5][6][7]，对于职业教育对城镇化质量的影响关注不够，且很少就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性进行研究，仅发现冉云芳（2013）基于2006年和201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分析了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相关性[8]，但该研究对象仅为中等职业教育，不够全面。本文将基于2005年和2013年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比研究中国不同省市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然后利用Pearson、Spearman、Kendall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研究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与城镇化质量是否相关及其相关性大小。
　　二、实证分析
　　（一）衡量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对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与相关性进行分析，文章基于以下四个原则来选取相关指标构建衡量体系。
　　一是相关性原则。职业教育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村适龄青年转移，改善城镇人口结构、促进城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升级、提高城乡劳动力素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市民化、促进城镇民主和法制建设、促进城镇化进程中的教育公平等方面影响城镇化质量。
　　二是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在选取指标时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指标的获得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三是动态性原则。目前，城镇化建设重规模，轻内涵，城镇化质量不高，出现了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民市民化程度不高、转移农民就业能力较弱、城市拥挤和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注重量的同时，更需注重质的提高。文章构建的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不仅将城镇化率作为其中的一个指标，还将城镇化看作是量和质发展的动态过程。
　　四是代表性与独立性。选取的指标体系从各个侧面和各个角度衡量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且这些选取的指标之间尽量相互独立，以增强最后实证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基于上述原则，文章从教育规模、师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和办学条件四方面构建了17个指标来测度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的发展水平。具体是用学校数、每十万人口中在校生数、毕业生数和招生数4个指标衡量教育规模，用教职工数、专任教师数和生师比3个指标衡量师资队伍建设，用教育经费投入、生均经费投入、教育财政支出占总经费投入比率、民办学校办学经费占总经费投入比率和社会捐赠经费占总经费投入比率5个指标衡量经费投入，用生均校舍面积、生均固定资产值、生均图书册数、生均计算机数和生均多媒体教室座位数5个指标衡量办学条件。
　　对于城镇化质量的测度，目前已有很多学者构建不同指标体系来衡量，文章在参考魏后凯等（2013）构建的指标体系基础上[9]，加入城镇化率、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社会保险综合参保率、每百户拥有电话数（含移动电话）、环境噪声达标率来测度城镇化质量。由于选取的指标较多，数据量大，文章采用了Z得分值法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数据在量纲和数量级上的差别。并对指标体系中的逆向指标采用了“1/逆向指标”或“1-逆向指标”的方法进行了处理。
　　下面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不同省市在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上的综合得分，并分别进行排序;然后根据得分排序情况得到不同省市在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上的等级差;最后进行协调度的衡量和分析。
　　（二）协调度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1.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分析
　　为了利用因子分析法对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进行分析，首先需进行因子分析适应性检验，文章运用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结果发现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各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758、0.812、0.794、0.825和0.767，均在适合因子分析的临界值内;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也均为0.000，因此，适合于作因子分析。然后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衡量职业教育和城镇化质量的指标按照特征值大于0.8的原则提取公因子，得到了衡量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两个公因子，衡量高等、初等职业教育以及城镇化质量的三个公因子，具体是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前两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2.214%和91.546%，高等和初等职业教育的前三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分别为90.238%和91.019%，城镇化质量的前三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06%。因此，采用公因子对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进行衡量，简化了结构，并保证了准确性。最后，以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2005年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1.920%+F2×30.294%
　　2005年高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0.437%+F2×17.933%+F3×11.868%
　　2005年中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64.709%+F2×26.837%
　　2005年初等职业教育综合得分=F1×59.324%+F2×20.852%+F3×10.843%
　　2005年城镇化质量综合得分=F1×55.603%+F2×21.779%+F3×11.824%
　　依据上述公式，分别得出各省市职业教育及其不同层次和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然后进行排序，并计算等级差①，以等级差来考察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等级差的绝对值越小，表明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越好，反之亦然。
　　表1为2005年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综合得分及其排序。借鉴相关文献和结合专家意见，文章将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分为五个等级，等级差在[0，±2]区间代表协调度为好;等级差在[±3，±7]代表协调度为较好;等级差在[±8，±12]代表协调度为一般;等级差在[±13，±17]代表协调度为较差;等级差在[±18，±27]代表协调度为差。
　　根据上述标准，就职业教育总体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山西、浙江、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的协调度为好;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福建、江西、湖北、云南、陕西、青海、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吉林、安徽、湖南、重庆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山东、海南、四川、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等12省市的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高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北京、浙江、广西、西藏、甘肃、新疆的协调度为好;山西、辽宁、江苏、广东、贵州的协调度为较好;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一般;河南、海南、陕西、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天津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等13省市的高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中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上海、浙江、江西、湖北、广东、贵州、陕西的协调度为好;北京、山西、辽宁、江苏、福建、重庆、西藏、甘肃、新疆的协调度为较好;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山东、湖南、广西、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一般;内蒙古、海南、宁夏的协调度为较差;河南、四川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15省市的中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
　　就初等职业教育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度而言，吉林、西藏、陕西、甘肃的协调度为好;江苏、福建、山东、河南、湖北、重庆、云南、青海的协调度为较好;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江西、广东、四川、宁夏、新疆的协调度为一般;天津、山西、黑龙江、广西的协调度为较差;辽宁、浙江、安徽、湖南、海南、贵州的协调度为差。其中，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等14省市的初等职业教育滞后于城镇化质量。具体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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