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制度变革:洪堡及其意义

　　【论文摘要】洪堡一生在教育上来去匆匆，在思想上不够高深，在官职上不够显赫，但却创造了柏林大学，成为德意志古典大学的代名词。其原因在于在洪堡之前哈勒和哥廷根的大学制度创新已经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从康德到施莱尔马赫的德意志思想家已经对大学理念进行了深刻的理性探讨，而洪堡则以独特的教育经验和个性,熔此前的实践和理念为一炉，把大学的理想落实到普鲁士的现实上。洪堡和德意志大学改革的方式是最值得今天中国借鉴的。
　　【论文关键词】洪堡;柏林大学；大学制度；大学理念
　　洪堡是高等教育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生前并不是一个显要人物，官做得不大（与他自己的期许相差不少），学问也不是很高（至少不是洪堡自己理想中的纯粹学者，有些成就也被其弟的光芒掩盖了），思想在当时德国的巨人丛林中也难以突显出来，身后更是默默无闻几十年。然而，当人类迈向20世纪的时候，洪堡突然之间在高等教育领域名动天下，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即便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手也一致举起洪堡的大旗，德国古典研究型大学模式也被称为"洪堡大学"，而当年的风云人物费希特、谢林等却成为洪堡的注脚。这不禁让人惊叹历史的无常!①
　　最有趣的是：洪堡并不是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的人,既不是专门或主要思考和研究教育的学者（钟情和用力的主要是古典文化和语言学），也不是全身心长时间投入到办学上的教育家（主要是为普鲁士利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做教育行政官员为期很短，仅仅16个月（1809年2月一1810年6月），教育可以说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个插曲，不过是其人生中偶然激起的一朵浪花。但正是这个小小的插曲和浪花却澎湃起高等教育的黄钟大吕，巨浪洪流，在历史的长河中扬起惊天回响。
　　当人类迈向21世纪之时,不少学者开始质疑洪堡在高等教育上的实际影响，或认为古典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并不都是洪堡的，或论证洪堡在19世纪只是以现代语言研究知名，而不是大学改革者,或提出20世纪后期德国大学的趋向是向洪堡告别。①这些也许都是历史的真实。但在历史中同样存在的是洪堡在德国、在美国和在大学史上挥之不去的身影。而今天尤其值得我们感怀、深思和探讨的也正在于:洪堡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却对大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并产生了深重的影响，其原因何在？
　　一、洪堡与教育:过客匆匆又匆匆
　　洪堡大学已成为大学史上的经典，洪堡更是德国大学模式的代名词，然而，当年的洪堡却是心不甘情不愿、怀着万般无奈的态度和心情踏足到教育中。
　　1790年23岁的洪堡进入普鲁士政界,但一年后辞职,1802年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代办,1809年2月10日任内政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1810年6月14日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公使和全权大臣，此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1819年1月被任命为等级事务大臣,12月去职。此后，专事研究著述。
　　洪堡在罗马公使期间，拿破仑侵入德意志，普鲁士战败，而他任职的罗马也已被法国占领。在德国的财产需要处理，罗马三等使节的职位也没有太多意思，何况教廷的政治地位和影响江河日下，罗马只剩下古典文化和阳光，而这些洪堡已经汲取和享受了，于是带着多重打算,洪堡在1808年秋天回到德国。在慢慢悠悠的行程中，抵达德国的第一站慕尼黑,洪堡即获悉自己被施泰因首相选为普鲁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无论如何可以肯定，洪堡对这一任命最初的反应是消极的。"②
　　洪堡其实一直渴望着升官，在中枢机构任职，为什么对这样的超级擢升又消极和犹豫呢？首先是他性格所然"他并不是一个横冲直撞、无所顾虑的卤莽之夫，而只是害怕他所承担的责任。当然如果他表现出软弱和缺乏主见的话，那他也惧怕批评。一个对事务不熟悉的门外汉通过国王大笔一挥而超越了工作经历的一切阶梯和官僚机构的一切限制，他对此肯定是犹豫不决，并使用了种种托词。"③其次是他缺乏教育方面的专业知识，从来没有管理过教育,对管理学者和知识分子更没有信心，他自己说："在手段如此之少的普鲁士现在可以干些什么？指挥学者并不比领导一个戏班子来得好些。"④第三,选中洪堡的施泰因在拿破仑的压力下于1808年底被国王解职，这让洪堡更不踏实，对这一职位的政治前途有疑虑。总之"他犹豫着，然后提出要继续保留罗马的职位，最后接受了新的任命。"⑤"个人荣誉和声望、千载难逢的机遇、考验自己行动能力的渴望，混杂在一起,让他不能拒绝国王让他做新成立的内务部教育和宗教事务负责人的任命。"⑥
　　施泰因之后，阿尔滕施泰因（BaronAltenstein)和多纳（CountAlexanderDohna)短暂地联合掌权,1810年6月哈登贝格重登首相之位。1809年2月20日洪堡被正式任命为内务部文化和教育司司长。1810年4月29日洪堡提出辞职,6月14日洪堡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和驻维也纳公使。很显然，洪堡是两个强人之间履职文化和教育司的，而多纳是他在哥廷根的同学，也许这也表现了洪堡的某种心理和现实状态。
　　洪堡任职的时间是阿尔滕施泰因和多纳政府时期，但决定洪堡政治命运的却是施泰因和哈登贝格。洪堡辞职的起因是施泰因的政府改革方案。施泰因设想建立枢密院，由王子、部长、重要司长、国王秘书、特命成员（已退休的部长）构成，作为最高行政权力机构。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削减部长的权力，增加以司长为代表的高级公务员的影响,从而降低政府的集权。"自然，没有人比司长更赞成这个方案;正是洪堡这位内务部教育司司长，在枢密院的运动中担任了领导者。"①洪堡的对手是哈登贝格的门徒阿尔滕施泰因，而多纳在洪堡持续不断的压力则变得摇摆不定,然而部长们都不支持施泰因的方案，站在洪堡一边的是另一个司长尼布尔（Niebuhr)。结果"自傲又有些自以为是的洪堡辞职了。"②
　　本来这个方案根本不需要洪堡发表意见，但洪堡着急和投入其中的原因其实很明显，他希望作为国务大臣，而不是一个低级的管理专家。洪堡有强烈的政治雄心，有一套完整的政策理念和关于普鲁士改革的设想，这更膨胀了他对政治职位的追求。然而，政治现实是他根本未得到国王的支持，显然洪堡"作为政治家未能飞黄腾达"，"即使在任枢密院成员和内政部文化和公共教育司司长时，亦即当他开创伟大的普鲁士学校和大学改革工程之时，他还是屈居于大臣之下。由于他对这一点在本性和客观上看来都未能忍受,便转而担任了1810至1814年派驻维也纳的使节。"③洪堡想成为政治家的愿望此后也没有实现,1810年的情节后来又重演了一次"政府的决策与他无缘,他未能实现他的宪法草案和行政改革计划，他从未获得过政治权力，从未分到过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部门。当他向哈登贝格索取这种权力时，国王把他免职了。"④
　　洪堡在教育职位上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猛一转身，不带走一点教育的留恋。那么，洪堡是对教育事务不感兴趣呢，还是对司长的职位不感兴趣呢，或二者兼而有之？各种证据和研究都表明，洪堡对教育事务和司长官职皆不中意。"进一步的迹象显示,洪堡对掌握建立新大学机会的热情并不高，事实上他宁愿回到罗马，而不是接受在柏林的任命。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主管内政部下设立的文化和公共教育机构，他将负责所有教育事务。他在1809年1月17日的信中试图拒绝这一任命，但国王坚持。当他的朋友们警告说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像拜默（Beyme)这样一个纯粹的官僚有可能获得任命时，他最后屈服了。他在1809年2月20日被正式任命为枢密院顾问和文化教育司主管。"⑤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洪堡在离开文化教育司的职位后再也没有与教育事务发生过关系，也没有再写过有关教育的文字，而此前洪堡却有不少与教育有关的论述。这表明，洪堡的心思和关注点的确不在教育上。也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对洪堡在大学制度改革上的贡献也评价不高，法龙认为："奉献给洪堡的颂词是如此过分地谄媚，以致当代的评论家被诱导相信，洪堡不仅把他的_生贡献给大学,而且独自凭空创造了柏林大学。但实际上，洪堡对柏林大学的奉献和关心仅限于短暂的16个月，而且他所做的无非是通过在政府官僚机构中称职的管理，综合和实现了主要由其他人发展的思想。相反，例如，在柏林大学创建过程中，大量的逐渐阐明的关于新大学思想的论文一直由学者、哲学家和官员在精心准备着，而洪堡自己仅写了一篇关于这一主题的有条理的陈述。该陈述是内政部备忘录的一个简要部分，且直到1896年才在洪堡传记中发表出来。"⑥
　　实际上，法龙说的是对的，洪堡无论大学思想和理论还是大学改革实践上都没有多少原创性的东西，对洪堡来说，幸运的是,18世纪的德意志无论在大学制度改革的实践上还是思想和理论上都已经为洪堡做好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二、德意志大学制度创新：哈勒、哥廷根与柏林
　　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创造，但到中世纪后期特别是17和18世纪，大学普遍腐朽败坏，无论在法国还是英国，大学都成为社会各界批判的对象。在德意志，大学也同样脱离于时代和社会，结果在1792年到1818年，德语世界中一半以上的大学消亡了。①19世纪初，大学声誉极差，以致于普鲁士管高等教育的法务部长马索夫（J.vonMassow)提议说，大学应该被彻底废除，并由为专门需要服务的专业学校取而代之。②
　　而无论什么时代,总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德意志大学制度改革的先河是哈勒大学。哈勒在大学改革和制度的创新在于：（1)哲学学科和学院的独立。德国"启蒙运动之父"、温和的理性主义者、哈勒大学的奠基人托马修斯亲自讲授哲学，他废除了经院主义课程，使哲学脱离神学而独立，将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植根于哈勒大学和德意志。而德意志第一个近代哲学体系的创建者沃尔夫在哈勒创建了哲学院并任院长。沃尔夫哲学在康德之前统治了德国大学及普通教育长达半个世纪。（2)近代学科的引入。数学、物理等近代科学，语言、历史等近代课程都在哈勒讲授。（3)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的原则。在哈勒大学特别是在哲学院，自由主义哲学成为基本原则："现代哲学和科学的跨进大学并不是通过它们被官方认可为合法的理论体系的形式，而是通过它们成了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等原则的依据。这就使大学的性质完全改观。大学不再是沿袭传统教条的学校，它成了领导整个学术界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和真理的拓荒者。"③自由主义的原则可以说是近代大学制度改革的方法论，也是近代大学改革的内在动因，虽然哈勒大学很难将之贯彻到底，但提出这样的原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为了与哈勒竞争，哥廷根大学的改革较之哈勒更为深化和拓展,其大学制度的创新之处在于：（1)哲学院地位的提升和近代学科的广泛引入。在哥廷根大学哲学院开始逐渐取得与神、法、医学院平等的地位。在哲学院中，历史、语言和数学是最重要的学科，它们不仅仅是为了进入其他三个学院做准备，而开始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和价值。历史教授的工资接近于那些领取最高工资的法学教授和神学教授。哲学院除开设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课程，还开设经验心理学、自然法、政治、物理学、自然史、纯数学和应用数学、地理、古典文本、艺术、语言等课程。（2)研究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哥廷根大学的教授要促进知识、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哥廷根因此成为欧洲的学术和科学重镇。（3)组织创新。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职能需要新的组织制度，哥廷根大学相继创建了图书馆、研究所和研讨班。闵希豪生亲手创办了哥廷根图书馆，到1763年藏书达20万卷，是欧洲第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图书馆，吸引了许多求知的学者，歌德、莱辛和赫德尔等人都利用过哥廷根的藏书。在大学制度创新上，还不得不提的是海涅，他自1763年开始在哥廷根任教，第一个使用seminar制度教学，取代中世纪的辩论；还创办了语言学研究所；并使得知识就是目的本身，而不是为了某种职业。（4)大学教授地位的改变。教师的地位自中世纪以来一直不高，闵希豪生给教授高额工资，又免除其各种劳役，而聘教授的依据则是其由研究发表而来的声望，这就把教授变为有良好教养的人，教授由此结交权贵、宫廷，从而侧身上层阶级。在近代大学，教授地位的高低是大学研究成效的表征。（5)学术自由。哈勒大学因为新教两派之间的斗争导致衰落，闵希豪生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采取规避策略"闵希豪生还通过任命教义中立的神学教授进一步保证大学的安宁。学生和教授的精力与其就正统而争论，不如转为出更多的成果（和更世俗化些）。在这种消极地支持反对异端控诉和其他形式过度的经院哲学的争斗中，可以看到学术自由的雏形，这在18世纪后期使哥廷根成为令人喜爱的住处,甚至对非大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哥廷根思考、写作和创办的自由在德国是无法超越的。即使哥廷根的神学家是虔诚的路德宗教徒，但思想自由的精神使他们允许哥廷根发展成为'启蒙'的圣经批判和教会史的重要中心。"④可以说，正是闵希豪生消极的宗教自由，才保证和实现了哥廷根大学积极的学术自由。
　　在今天高等教育界的认识中，柏林大学才是德国模式的象征，洪堡才是近代古典大学的代名词，那么般所理解的柏林大学和洪堡模式有哪些标志性的特征呢？综合各种研究，可以归结为：（1)研究的职能；（2)教学与研究的统(3)学术自由；（4)哲学院、研究所、研讨班的组织制度。若把这些特征与哥廷根和哈勒一一对比，我们会发现就事实层面，没有一项是柏林大学发明或首创的，所有的价值、原则和制度都已在哥廷根和哈勒被创造出来。至于后来敷贴给柏林和洪堡的教学研究实验室制度（这是教学研究统一的制度实现），则要等到李比希在吉森大学创造出来，更不是柏林大学和洪堡的首创。
　　那为什么柏林大学和洪堡会成为德国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呢？首先，是因为柏林大学和洪堡在哥廷根的道路更往前迈了一步，在哥廷根，哲学院和近代学科的地位上升了，但专业学院还是主流，但在柏林大学实现了真正的突破:哲学院的地位压倒了专业学院，哲学院的各种学科地位全面提升,成为大学的中心。研究在哥廷根已经发展起来了，不过教学仍是大学的主要任务。至于教学与研究的统一、学术自由虽然在哥廷根存在着，但还没有作为理念被总结和表述出来。而洪堡，最大的贡献是在设置柏林大学及规划其组织制度的同时，明确阐述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统一的理念，而且将之与研究、知识学科，乃至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科学院、大学与中学等思想都总括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大学理念。
　　但洪堡的大学理念并不是他的首创，在他之前系列的有关思想和论述已经展开争论，甚至系统地表达出来了。
　　三、德意志的大学理念：从康德到洪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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