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认同培养模式及其权力架构受国家政治体制影响较大,但并非一成不变。公民权的扩大及公共教育机制的变革,时常会影响到公民身份教育的格局与模式变迁。20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发达国家教育改革的使命主要集中于落实教育公平方面,如扩大中等教育普及面、少数民族子女受教育权以及推动多元文化教育等,这类改革更多依赖于国家层面的规划与努力,所以国家干预教育(如设立国家课程)趋势增强。21世纪初以来,在进一步吸取公民个人权力过度放任的恶果之后,共同体取向的改革成为西方(欧美)国家公民教育变革的重点,关注核心是从公民身份的理论探讨,转向公民身份教育的实施方面,如传统分权制国家相继出台国家课程政策与标准,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与效率,实施国家层面的教育评估,以及加强公民身份教育的国家设计与规划。[14] 2002年起,英格兰开始设立公民身份教育的国家课程[15]。美国在联邦层面虽没有明确提出全国性框架,但一些跨州的学术团体提出了各种全国性课程标准建议,有些州提出了学校、州之间以及地方与联邦之间的合作框架。在美国威斯康星与肯塔基等地,教育者们根据联邦目标制定出了本地公民身份教育的课程标准。日本、韩国甚至法国等教育分权改革较为集中的地区,开始拓展共同体理念,在公民身份教育方面强调新的责任教育:法国强调欧盟认同;日本倡导公民资质教育,重视好公民培养;韩国传统国民伦理课程正在转向现代公民身份教育,并高度关注全球价值。 四、公民身份教育实践模式的三种类型 东西方公民身份教育发展路径选择的差异,根源在于"公"、"私"之间的不同定位。各国在公民身份教育形态方面,依据国情做出了不同的取舍与选择。从上述概括的三种模式类型来看,由于权利与责任是公民教育最为根本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因此权利型与责任型是公民身份教育的经典类型。这两类相比参与型及其他公民身份教育形态而言,其历史传统最为悠久,特征也最为明显。 (一)权利型 早在民族国家正式形成之前,权利型就已成为欧洲古典公民身份教育的主要类型及基本传统,权利型公民身份教育后来也成为现代国际公民教育的代表性特征。工业革命及伴随而来的欧美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民族国家现代体制的建立,进一步确认和加深了权利导向的公民身份教育模式。在权利型公民身份教育中,认同培养的核心是个体对自我实现价值的认同,公民权利是公民教育的逻辑起点,公民科及相关地方或学校课程是实施的主要载体。权利型公民身份教育因其弱共同体的取向,成为认同该类型人们"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 (二)责任型 在传统公民教育领域,义务通常是在法律层面上作为权利的对立面提出的,但古典时期公民教育很多时候突破了法律的范畴,强调个体对于共同体的普遍服从、忠诚与美德,突出爱国主义教育,因此可称其为责任型公民身份教育。责任型公民身份教育的历史,实际上比权利型公民身份教育更为悠久,代表了人类最早形态的公民身份教育实践。近现代,由于受到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东亚地区开始揖别古典儒家传统,但由于根深蒂固的集团价值与泛伦理化取向,现代东亚地区在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伦理之后,逐渐重新确认了责任型公民身份教育模式。 实际上,西方近些年共同体思潮的回归,不仅代表责任型公民身份教育传统的部分复兴,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了西方对于权利型公民身份教育模式的反思。责任型公民身份教育因其强共同体的取向,而成为认同此类型人们眼中"国家现代化"的主要途径。 (三)参与型 为避免两者泾渭分明的区别所带来的缺陷,近来参与型公民身份教育逐渐兴起。参与型突破了传统"公"与"私"的分野,转而强调共同体取向,尝试权衡权利型与责任型两者的利弊,"人的现代化"是其教育价值的最终体现。我们虽不能说参与型就是最理想的形态,但包含了可资借鉴的价值点和人们对于公民身份教育的期待。 一是基于权利-责任等值的理想化共同体身份认同取向;二是建立公民身份教育的国家课程标准,专设或间接设立公民身份教育课程体系;三是公民身份教育形式的多样化,家庭、学校、社会以及宗教等机构全面参与公民身份教育实践;四是强调学生公民身份意识培养,促进学生社会参与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提升等。不过,复杂的政治现实对公民身份教育发展所形成的阻力、多元价值认同对公民教育内容的不确定性影响、国家课程与自主发展之间的选择矛盾、公民身份教育教师专业发展的不足以及考试评价形式的固有瓶颈等,为实现理想的公民身份教育形成了许多障碍。 公民身份教育实践的三类模式在教育理念和实践模式的选择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教育理念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身份取向、共同体认同度、教育属性、教育使命、教育价值等方面;课程实践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课程设置方式、形态、内容、策略及评价等的不公民身份教育的发展绝不是从叙事、建构出发,而"终止"于解构逻辑的单向线性过程。权利型、责任型与参与型三类模式,也仅仅是对公民身份教育国际共识与复杂多样实践的一种概括。当前,虽然跨国性组织如欧盟等冲击到部分国家的国家认同教育,但公民身份教育仍然是具体的,且难以突破民族国家的基本范畴,理性分析公民教育实践领域的新动向与新问题,对加强德育改革及中国特色公民教育模式的探索,具有现实的理论比较和借鉴意义。 (一)构建本土模式 公民身份教育所面临的多元化认同的时代危机,从不同侧面证实,任何一种模式都存在内在本质性的缺陷。任意夸大其中的某一类,都将不利于公民身份教育模式的建构,也不适合国家发展实情,最终也无法对公民身份教育实践形成有效的理论支持。面对传统与现实、现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共同经验的艰难探寻,中国公民身份教育实践模式的建构过程,需要树立批判与辩证的思维与眼光。从公民身份教育模式的演变逻辑及实践历程不难发现,即使是参与型模式,在政治参与问题上仍然存在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如模式建构与基本国情、个体权利与公共伦理、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跨国组织等共同体身份认同、教育民主化与政治社会化等之间的适切性及矛盾。因此,简单地复制"西式"模式,而不结合本土化德育传统及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构建的现实,显然仍会使中国的发展面临困境。 (二)专设国家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