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教育史研究亟待加强

　　本文对386篇文章的研究时期也进行了统计：除去没有明确时间性的教育史元问题、书评等文章，近现代教育史的文章共有282篇（占总数的73.06%)，而古代教育史的文章仅有54篇（占总数的13.99%)。古代教育史研究所占比例过低，既与教育史研究者日趋强烈的致用情结有关，也与新一代教育史工作者日益缺乏古代文字学、文献学和文化经典的学术训练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教育史研究曾在教育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教育史学科的恢复和重建，首先便是以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复兴为起点。老一辈教育史家毛礼锐、陈景磐、顾树森、孟宪承等编写的古代教育史教材正式出版，开启了古代教育史研究的序幕。[23]当时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制度史，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大多也以古代教育思想与制度为题。如今，这批学者早已步人中年，仍是从事古代教育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当下古代教育史研究较多的领域和主题，正是由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学者奠定的。近十余年来，其中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或转向近现代教育史研究，或转向教育学其他领域，这就使古代教育史研究相对有所削弱。而由他们所培养的新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其学术训练、研究领域与选题又常常深受导师当下研究趣味影响。而且相对于近现代教育史研究，研究古代教育史需要更长的学术准备和训练，更要耐住寂寞。面对越来越大的升学压力和"快出成果、多出成果"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多的学者会避难趋易，选择研究近现代教育史，甚至对古代史敬而远之。

　　古代教育史研究所以值得特别重视，不仅因为古代教育历时更长、遗产更加丰厚，而且在于教育的发展已经到了反思和超越其现代传统、进一步接续古代传统的历史时刻。由于存在着一个移植外来思想和制度的宏观背景，现代教育"借来说"要比"接着说"的成分更多、色彩更重；欲超越此一接续不足、断裂过甚的现代传统，重视古代教育史研究，在古今对话中返本开新、重塑具有文化气质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是不得不然的学术选择，也是教育史家责无旁贷的学术使命。

　　从论文的学术质量来看，古代教育史研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第一，专业的教育史研究者基本上封闭于本学科的传统研究视野之中，对史学、哲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关注不足，相关学科的新进展尚未及时充实到教育史研究中去，难以在跨学科对话中凝聚论题，诸多考古新发现亦未得到充分运用。第二，就思想史研究而言，一方面，从教育哲学的角度切人者居多，却往往难以进人哲理层面去深人把握古人思想的意义与思维脉络；另一方面，对于思想之历史内涵重视不够、透视不深，像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那样的成果，在教育思想史研究至今仍难见到。第三，就研究时段和主题而言，基本集中于诸子学、书院、科举等主题，视域较褊狭。

　　要解决古代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非一朝之功。重视学术后备人才培养，应该成为学科和学术发展努力中的重中之重。

　　(三）现代教育人物及其思想研究的取材应更为广泛

　　现代教育史研究中涉及众多的教育人物及其思想，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相关人物不外两类:一是专业的教育学家，二是在兴办各级各类教育中有影响的教育家。这两类人物都关涉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所以如此，是因为建立一个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确实是现代教育史的主流和主题。

　　大致说来，自晚清以来百余年中，先后成长起六代学人。其中，学术和思想造诣最高的，当属第二代学人。他们的学术和思想基本上成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致相当于陈寅恪那代人。那正是现代学术确立的年代，其中如马一孚、熊十力、刘咸圻、梁漱溟等人，均学贯古今中西，兼综儒、佛（或儒、道)且归宗于儒学。与五四后成长起来的那批镶嵌在西式教育和学术体制之中的新知识人不同，他们大都努力实践颇具传统色彩的书院或私塾式教育，对传统文化和学术精神有很深刻的体认，均以传承和发展文化和学术命脉为己任。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他们长期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处于现代思想、学术之边缘地带。近些年来，这些人的学术思想尽管日益为时人所重，但基本上被定位在思想家或哲学家行列。其实，他们应该被恰当地定义为现代学术史上的"通人"，其学术和思想贡献已超越了现代学术中比较狭隘的学科、专家限制。教育史学界虽对个别人物有所涉猎，但研究所重显然在其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