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一种构造对象、生产意义与他者欲望的对象化实践，文化生产在运作上是三重价值双向交互的符号生产活动。这使得文化产业在满足中国大众多元多样的文化需求，推动社会文化消费及其市场结构的同时，也与一定意识形态同谋共存，带来了种种增殖的社会象征符号与消费政治意指。这种发挥着微观意识形态效应的深层运作不仅意味着以商品—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规律对于文化实践的制约，也展现了符号消费的象征逻辑对于文化生产的全方位渗透。它不仅体现在人的集体性生活秩序与社会生产关系之内，对大众理解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伦理态度与价值立场，以及文化生产、消费群体（企业或行业）乃至整个产业的民族意识、社会记忆和国家形象的认同产生规约，也以不易察觉的审美化形式体现于个人的现实存在与延续自身的生命活动之中。

　　显而易见，这种在特定社会阶段出现的文化生产的高层级形式，涉及的不再只是文化自身与精神性、商业性之间的范畴关联、自由自觉与异化病态之间的矛盾相遇，更包含文化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属性胶粘，直接关联着社会经济体制、国家机器等外在因素的规约同人的本质存在、生产—消费的选择之间的错综纠缠。就此而言，在特定的民族、地域、国家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实是文化系统对“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9]296一方面，意识形态依存于通过语言符号进行的物质、精神交往实践之中，是在一定的个人生活中产生、并涉及处于具体社会历史内的这个“一定”中的每个个体的“意识”；另一方面，如同人的感官知觉一般，符号性的语言则是这种社会意识的最高形式以及物质体现之一，展示了人真正的感性存在与创造力量。而作为后工业消费社会的高级动物，当代人在同时与自然和社会结构发生关系的生活活动过程中，为了制造和使用某种文化符号，为了维系一定的文化形态与现实生存，就必然需要某种思想、意识形态作为认同基础，以进行并肯定自身独特的社会实践行为。

　　在此时，文化生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所起到的社会影响是双重的。它的消极一面诚如马克思所批判的，带来了不符合事物本真的阶级性幻想、超验玄想与本末倒置的曲解，使人受制于“错误意识”或社会关系的束缚。与之同时，正如詹姆逊在论及西方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与状况时所指出的，它的积极性方面则在于它带来了群体性活动的共同确认，使人在生产自身与他人生命与生活的活动过程中，获得“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真正实现的解放。”[1]154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针对新的现实问题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批判精神，既是对它的诸种对立面的辩证分析，也是争取包括文化生产在内的诸种实践活动从意识形态的消极、负面影响，尤其是异化效力中解放出来，从而回到人类“童年时代”的努力。同时，更是把之作为引导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和谐、有序发展与良性持续演化的理论依据。

　　根据这种认识，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生产是以人及其生产、本体生存的全面异化为统治策略与历史代价的。那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语境中，即便它不可能符合每个个体、企业乃至行业链的特殊经济目的或消费需求，但它仍旧是一种独特的“普遍利益”。在国家治理、战略安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面，文化生产理应以人自身的自由解放及其劳动创造、生活水平和需求结构的全面进步为价值导向与核心旨趣。事实上，也唯有如此，文化产业才能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效能，又实现文化生产及其产品在商业性与精神性、经济利润与社会公益、自由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动态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王丹.马克思视域下艺术生产的“为何”与“何为”[J].学术论坛，2013，（10）.

　　[8]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下）[M].陈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