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层面，而主要拘泥于经济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价格结构性上涨。吴军和田娟[7]、张晓慧等[8]沿袭国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分析框架，分别基于“部门瓶颈模型”和“两部门悖论”假说分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李斌[9]以货币市场为根源，描述了一个货币市场与非货币市场“双失衡”并存，两者对偶变化演化出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通货膨胀形成机理。万光彩等[10]基于投资“潮涌现象”、两大部门生产率和工资非均衡增长等三个宏观经济典型化事实，理论上构建了一个结构性物价水平决定模型。李晓西[11]基于经济转轨的基本背景，较早地尝试从制度角度对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进行解析。李晓西认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结构矛盾，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有企业的攀比是形成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随着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深刻变化，预算软约束正向硬约束转变，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界限过去解释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已经淡化。袁江[3]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基础上，首次通过引入中间产品转换系数刻画工农两部门的相对价格，间接地反映了国家控制力对价格的影响，在两部门工资均等化条件下建立了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并以2001年1月—2008年5月月度宏观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处理技术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依靠制度保障的国家干预会加剧价格水平分化和总体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与袁江[3]不同，本文将基于转轨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与均衡价格背离的制度背景，直接建立制度约束下工农产品价格扭曲的基本假设。参照Chang，Kaltani和Loayza[17]建立两部门均衡工资决定关系，借鉴袁江[3]的分析思路构建转轨背景下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省际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利用GMM方法来重点检验制度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对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形成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制度约束下的价格扭曲是形成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压制农产品价格和拉升工业品价格从而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

　　二、理论框架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参照Chang等[13]建立两部门均衡工资关系，以制度约束下工农产品价格存在扭曲为基本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构建转轨背景下制度因素影响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的省级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采用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框架揭示，制度约束下的工农产品价格扭曲是形成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压制农产品价格、拉升工业品价格而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基于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性扭曲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实证研究也表明，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所强调的工农生产率差异影响正在衰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工农两部门产品生产能力变化，将是形成工农产品价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

　　价格突出的结构性波动差异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家是很少见的，在主流的经济学框架中也难以得到有效解释。价格结构性波动以及由此衍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形成了式通货膨胀的独特表现。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对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农产品价格扭曲对形成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作用依然存在，这表明虽然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初显成效，但继续扶持农业发展、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依然必要。

　　其次，以要素价格扭曲、行政性垄断等形式存在的工业品价格制度扭曲是形成价格二元分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工业领域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的力度。对资源类国有企业要逐步调节行政垄断、建立更为合理的产品分配机制和市场化的价格决定体系。对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国有工业企业，要加快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消除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各种非市场行为。

　　最后，由于城乡劳动力转移已取代传统的结构性因素成为驱动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的劳动力转移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应该是继续引导农业技术进步弥合工农生产率差异，以促进工农部门生产率收敛来对冲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引起的供给能力变化，平抑农业部门价格上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