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为基本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构建制度因素影响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的省级季度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揭示，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实证检验表明，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显著地影响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已成为促成价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另外，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所强调的工农生产率差异影响正在衰减；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效应驱动的价格结构性上涨效应已经显现。

　　关键词：制度干预；经济转型；结构性价格上涨

　　中图分类号：F014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20117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从Streeten[1]和Baumol[2]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后，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日臻发展并迅速成为通货膨胀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按照传统视角，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即使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因经济体系的部门不协调而引致的通货膨胀。部门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强调的症结所在，而部门间物价涨落幅度的差异则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

　　从实践上看，价格波动的部门差异或多或少存在，短暂剧烈的价格差异在现代通货膨胀史上也屡次出现。但在2003年以后出现了持续地具有特定表现形式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在工业品价格相对平稳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多次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工农产品价格的二元分化一跃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表现形式。的情况尤为明显，农产品相对工业品价格月度波动幅度最高为17%，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家[3]。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波动，为检验和发展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资料。按照传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见解，工农产品价格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提法固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似乎不具有绝对性，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而且也难以接受的工农业生产率的差距会比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更为严重。

　　实际上，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关系，还和相应社会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制度安排息息相关[4]。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对认识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对比俄罗斯、波兰等几个转轨经济体和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演进趋势后，Coorey等[5]发现面临价格自由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经济体，不仅总量出现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波动的结构性差异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但在经历了价格放开、贸易自由化以及财政和金融领域的“休克疗法”等阵痛后，制度改革使得这些经济体进入新千年后的通货膨胀动态轨迹变得更为平缓[6]。对比俄国、东欧转型经济体，由于的经济改革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具有转轨经济的独特特征，受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启发，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可能与国内的制度有关。

　　正在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时期独特的制度安排，形成了由非完全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在式通货膨胀的形成和维持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为推进低价工业化战略，改革初期农产品价格被压低以对工业进行补贴，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产品价格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制度束缚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国有企业依托政府行政权力长期占据垄断地位，不仅享有要素使用方面的优惠待遇，而且依托垄断地位控制市场价格。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因素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扭曲，可能在的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