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还促进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商业不再被认为是贱业,商人地位逐步提高。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人为地扩大了国内货币储备,推动了物价的上涨。而物价上涨“归根结底是根源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的比例关系的建立,是由于旧的社会生产和供给机制不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引起的”[6]。 三、“价格革命”发生的多因论 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为“价格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不可否认,“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气候因素起到一定的客观作用。 16世纪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粮食价格飞涨引起的,这与欧洲许多地方农业收成欠佳,纷纷改耕为牧有很大关系。古贝尔在对17世纪博韦地区的研究中,发现每隔30年就会出现一次粮食歉收(1597、1630、1661、1691、1725),并且将其与太阳活动周期,即太阳黑子周期及耀斑联系在一起,认为农业生产的波动性与自然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2]。1450到1750年,英格兰的总价格指数从100上涨到600。在法国,从1500到1592年,价格增长了十倍。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气候不佳导致的粮食歉收有很大关系。 其次,人口增长也对需求和价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洲各国在十四、十五世纪都经历了瘟疫与战争的劫难,人口或停滞或下降。十五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人口增长。据里格利带领的剑桥人口小组调查结果显示,在整个16世纪,人口自然增长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康沃尔指出,“英国1430年人口为210万,在16世纪20年代上半叶为230万,而此后进入高速的增长期,到1545年达到280万,16世纪中期短暂的降低之后,到1603年达到了375万,在80年的时间内增长了63%”[2]。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食品短缺的情形益发严重。加之土地兼并,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农业生产者被迫脱离土地,转变为城市的无地劳工。非农人口增加,粮食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在此推力下,小麦的价格在16世纪上半叶急剧上升,“洛林的小麦价格从1540年的144格罗索上升到1575年的300格罗索,增长了两倍”[2]。这说明在生存必需品有限的条件下,日益增长的人口必然会推动价格的上涨。在这个意义上,或可以说人口增长是“价格革命”的重要助力。 毋庸置疑,“价格革命”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西欧社会由农本向重商的转变,商品经济的发达是“价格革命”最深刻的根源。美洲金银的大量涌入、气候、人口增长、粮食供应等因素则对“价格革命”的产生起了催化剂作用。历史从来没有“述而不作”的,在回答“西欧价格革命发生的动因”这类问题时,单一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探析一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必须着眼于多因论,把它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中并综合考察与其相关的各种因素,才有可能得出一个尽可能客观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4页 [2]朱明:《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3]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4]姚凯:《“价格革命”原因质疑》,《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 [5]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4卷上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53页。转引自姚凯:《由农本而重商与“价格革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6]蔡正平:《论“价格革命”的真正动因》,《重庆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