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的探索与困境（上篇）

　　【论文摘要】北洋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是民国教育界一次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改革实践，也是北洋政府在形势所迫下一次被动的教育制度改革。国立大学校董会与生俱来的政府化特征，注定了根植于自由土壤下的校董会制度的贸然嫁接，必然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场域变异，从而导致校董会制度原有的民主、自由、制衡的特质遭遇无法逃避的多重生存困境。
　　【论文关键词】校董会制度；国立大学；东南大学；郭秉文；政府化
　　在国立大学植入校董会制度，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教育界关于教育管理制度的一次自下而上的探索性实践。这一实践以1920年（民国九年）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酝酿与成立为生发之始，以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为推广之兴，以1925年教育部训令第五六号《教育部关于东大校董会停止行使职权的训令》为探索之衰，以1926年8月《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修正稿》公布为落幕标志，前后历时六年。国立东南大学无疑是这一实践的先行者。东南大学校董会在成立之后的数年间，在政府教育资金出现严重缺口的情况下，联络社会力量、筹资助学，为东南大学募集了较为可观的民间教育经费，筹建东大图书馆，资助教师出国留学，延揽国内外知名学者，争取理工科试验费，争取丁家桥校区等等，大大缓解了东南大学经费拮据的困境，保障了学校的良好运作。郭秉文的美国导师孟禄来华讲学期间，对国立东南大学短期内取得的成就赞赏有加，并誉之为"中国大学之冠"。
　　可以说，校董会制度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初步实践，是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的_种被动性的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北洋政府对在国立大学乃至政府教育机构普及校董会制度也有了_种转移教育财政危机的释然，并先后于1922年9月29日《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1923年3月29日《大总统公布县教育局规程令》（教令第九号）、《大总统颁布特别市教育局规程令》（教令第十号）予以专门下文嘱各市县，要求市县教育局设立董事会。旋即于1924年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以政府行为推进校董会制度在全国国立大学的普及。然而，在国立大学推行校董会制度，改革与困难并存。事实上，北洋教育部的《国立大学条例》并未得到有效落实，这一时期多数国立大学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北洋大学、国立西北大学等校，并未遵照《条例》规定而设立校董会，评议会依然是校内最高决策机构。而蔡元培虽在1923年建议北京八校建立联合的校董会，但此董非彼董，已与校内董事会制度名同而实异，即便如此依然遭到国立北京大学等校教师的联合反对。当时，在改为国立大学之前，一些公立高校如隶属外交部的清华学校早在1917年即设校董会，作为美国公使控制清华的工具，虽与国立大学校董会相异，但清华学校的"转辖废董"运动，无疑加速了公立高校校董会制度的衰亡。显然，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存在多重生存困境。而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也成为昙花之影，虽奋力怒放，终弹指即逝。
　　本文试图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校董会制度因何出现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首个国立大学校董会何以出现在东南大学？为何在短短数年内，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从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到政府的推广普及，最终却被教育部勒令取缔至匆匆落幕？
　　一、缘何植入：校董会制度引入北洋时期国立大学之可能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教育管理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包括郭秉文在内的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名家均有在美国留学深造的经历，美国的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实用主义等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一批美国教育家先后来华讲学，在国内掀起了美国新教育的浪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诸多弟子如郭秉文、胡适、啕行知等人更是推波助澜，表现出进行教育改革的高度热情，在教育管理和办学理念上更为关注大学的独立性和社会适应性，成为美国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有力推手。美国的教育管理理念均逐步被国人认可和接受，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北洋政府教育部里一批具有留美背景和教育改革意识的教育官员。校董会作为美国大学最高权力机关，负责"举凡推任校长，管理支配财务等"①校董会成员主要由社会知名人士或企业界人士担任；在高校内部管理上坚守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大学评议会和教授会拥有独立的学术权力。美国校董会制度受到了极力探索走出教育制度困境的民国教育改革者的强烈关注，依靠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募集教育经费的主张显然具备了很强的可行性。
　　自道光年间以来，校董会制度作为舶来品已经存在于我国的教会学校和旧式书院。我国最早的校董会，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八年（1828年）的江苏高淳县的学山书院②。《学山书院规条》中已经对董事任期等事项作出了规定。在国立东南大学设立校董会之前，国内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书院）已经普遍设立董事会管理校务。作为私立学校的主要决策机构，校董会的主要职能是负责聘请校长、学校主要事务、提供建设基金等。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校董会植入近代各级学校系统，在少数地方公立学校也有设立。校董会制度已经成为美国影响下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
　　北洋政府教育财政危机，管理混乱，客观上制造了校董会制度引入国立大学的契机。北洋政府时期，国家教育财政制度随着政局动荡而难以平稳运作，中央和地方教育财政划分与管理失衡。尤其是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先后执政，中央政府财政恶化，财政支出向军费倾斜，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畸形化，教育经费难以为继，使得所谓的"专款制度"也难以正常运转。1921年之后，北洋政府教育经费危机空前，长期拖欠高校教育经费，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因此出现了讨薪运动，要求教育经费独立。这使得国立大学的发展出现了民国教育界不得不直面的办学困境，一场自下而上的教育制度改革呼之欲出。国内私立学校的校董会制度发展和运作经验，尤其是在资金筹措和运营方面的成功，得到了国内学者和北洋政府的青睐。对于动荡不安、财政捉襟现肘的北洋政府而言，在国立大学设立校董会无疑可以一解燃眉之急。
　　二、翘首东南：东南大学首设国立大学校董会制度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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