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中型企业环境规制与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关于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观点：传统假设和波特假设。传统假设认为，环境规制会迫使企业增加投入，用于污染的治理与预防，包括购买污染治理设备、缴纳环境税费、支付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等，治污成本的增加不仅不会提高企业的生产能力，反而会挤占更具生产效率的投资资本。因此，环境规制会降低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妨碍正常的技术创新，最终导致企业的生产率降低，竞争力下降。波特假设认为：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发创新与生产效率收益，相对于不受规制的企业，这可能导致绝对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产品或工艺创新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或者是企业率先采取环境友好措施所带来的"先动优势"。并且创新补偿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减污经常与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同时发生。
　　到目前为止，国外大多数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集中于产业层面的研究，并且主要集中于对美国产业和日本产业的分析。但对于环境规制的研究结果在中国是否也成立还不得而知；环境规制与单个产业竞争力的关系以及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更是未得到清晰的说明。所以，本文从环境规制对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入手，以期得到环境规制对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其理论意义在于比较详尽地说明环境规制与我国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对环境规制对于提高我国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路径进行探讨。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有望提高对我国大中型企业实行环境规制重要性的认识，促使企业实行有效技术创新，逐步实现自愿性环境管理，提高环境绩效，缩小与发达国家在环境标准上的差距，从而越过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本文的研究假设
　　1.国内外研究现状。Low认为环境规制较严格的时期，发展中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都有所增加。Mani和Wheeler通过检验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进出口率，得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的证据。但是，VanBeers和VandenBergh的研究成果并未发现环境规制严格度是污染密集型产品净出口的决定因素。Cole等建立了回归方程，并考虑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发现环境规制这一变量是日本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从非OECD国家的进口和从中国的进口这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决定因素，而且环境规制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流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
　　国内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分析，真正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成果较少。肖红构造了比较优势指标和环境规制指标，在对其进行简单的描述性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环境规制和产业竞争力不具有规律性的相关关系。段琼、姜太平分析了环境规制和比较竞争优势的相关系数，也得出了环境规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具备规律性的相关关系的结论。沈可挺分析了碳关税争端的国际背景，采用投入产出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工业品的隐含碳排放，并间接评估了碳关税对制造业可能造成的冲击。傅京燕、李丽莎通过对比较优势指标和污染强度的分析，得出我国污染密集型行业并不具有绝对比较优势，因而我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的结论。
　　2.研究假设与概念模型。本文认为，环境规制首先应该具有抑制企业污染排放的功效，其次才是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环境规制如果不能达到抑制企业污染的功效，就不可能达到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双赢。本文尝试用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越高，意味着企业对外排放的污染物越少，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内部化处理的程度越高，环境绩效越明显。
　　（环境规制）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也意味着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这会造成企业成本的增加，短期内对企业竞争力具有负影响。所以，本文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带来企业竞争力的下降。
　　在企业战略文献中，曾流行过这样一种观点：企业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呈一种倒U型关系，但从实证方面得到的结果不一。得出倒U型关系的观点认为企业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应分为两个阶段来考虑，在第一阶段，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企业竞争力会越来越强。可以看出其逻辑是在第一阶段企业产品需求在市场上呈上升趋势，企业会加大生产量，自然也伴随着高的环境规制（高的"企业三废收费"）。在第二阶段，由于替代品的出现，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下降等，企业产品的生产呈现下降趋势，自然环境规制强度也降低（产量减少引起污染物排放减少，"企业三废收费"自然降低。）。这种观点给我们的直觉是企业经济绩效与环境规制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本文的观点是，上述结论与环境规制应有助于企业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思想相悖，环境规制应充分体现企业主动或被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意愿和结果。基于此，本文所选用的环境规制代理变量不同于以往文献中的环境规制代理变量，本文采用的是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所以本文遵循这样一种逻辑：企业环境规制会带来成本的提高，短期会造成企业竞争力的下降，长期则会带来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故本文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2：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呈U型关系。
　　企业资源基础观认为，若企业资源具有以下四个特性时企业将可能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1）价值性：也就是说，该资源的投入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绩效（利润）；（2）稀缺性：即该资源难以在要素市场上购买到；（3）难模仿性：也就是说，竞争对手难以模仿这种资源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力；（4）难以替代性：即竞争对手难以找到相似的资源来达到和拥有该种资源的企业相同或相似的经济绩效。通过国内外的文献发现，企业通过创新所获得的技术资源通常具有上述四个特征（创新带来的新技术使得企业能够开发利用原来不能使用的资源进而能开发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通常具有稀缺性，尤其是在新技术出现的前期，不在市场上进行交易；技术开发过程对外界通常保密，使得其他企业难以模仿。通过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可以视为企业拥有一种隐形知识，这种隐形知识正是企业得以拥有和保持竞争优势的根源，这使得竞争对手短期内难以用其现有产品来获得竞争优势）。但企业资源基础观也认为，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并非是短期内就能积累起来，需要这种资源的持续流量，才能积累起足够的存量。为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投入短期内并不会提高企业经济绩效。故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3：企业创新投入短期内不会促进企业竞争力提高。
　　本文认为波特的"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促进企业创新，其带来的经济绩效可以抵消甚至超过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最终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的逻辑是：环境规制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这会促使企业考虑通过创新来开发新产品，通过新产品的价值来抵消环境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增加。这意味着企业创新会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但波特没有对企业创新如何调节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作出论断。故提出下面的假设：
　　假设4：相对于低企业创新资金投入，高企业创新资金投入对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2003年～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其中《中国统计统计年鉴》共涉及41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情况，《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共涉及38个行业大中型企业的情况。
　　2.缺失数据的处理。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年鉴中，其他采矿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加工业以及其他行业中的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数据缺失，本文对其进行了删除处理，集中考虑具有企业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数据的大中型企业环境规制问题，所以在进行数据对接以后本文共保留了38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从2003年～2010年共8年的数据。
　　3.指标测量。因变量：通过国内外有关企业环境规制与企业竞争力的文献发现，常用的企业竞争力指标包括：企业销售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比率；托宾的q；企业利润总额。考虑到企业利润总额数据更易获得及其简便性，本文将利润总额作为衡量大中型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指标。
　　自变量：本文选取《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自变量。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价值越高，表示环境规制度越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价值越低，表示环境规制度越低。这与以往研究中将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收费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指标不同，本文认为，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价值作为企业环境规制的强度指标更能体现出对企业污染物自净能力的度量，也更容易理解。
　　调节变量：技术创新投入，本文结合前人研究，将研发资金投入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衡量指标。前人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会使企业成本增加，但这种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加大创新资金的投入。技术创新最终会使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由负向影响变为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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