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结果 2.1 人口学资料 研究组,男22例,女20例;年龄15~34岁,平均(25.52±5.43)岁;病程1~32个月,平均(14.6±6.8)个月,教育年限4~16年,平均(10.8±2.5)年。 对照组,男20例,女23例;年龄17~39岁,平均(25.86±6.31)岁,教育年限3~18年,平均(10.9±2.4)年;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SFIT结果对比 为了比较研究组和实验组在SFIT中棒在不同角度时误差角度,分别对各种棒的度数时两组受试者误差及误差总和进行秩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SFIT测试结果比较 注:*P<0.05, **P<0.01 研究组和对照组在SFIT中,棒角度在+3°、+7°、-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3°、+12°、-12°、+17°、-17°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FIT中误差总和两组间差异具非常显著性统计学意义(P <0.01)。 2.3 研究组与对照组EFT结果对比 为了比较研究组和对照组在EFT中的差异,对EFT得分情况进行秩和检验,研究组得分中位数(25%位数,75%位数)为15.00(13.00,17.00),对照组得分中位数(25%位数,75%位数)16.00(14.00,17.00),两组差异不显著(Z=-1.304,P=0.192)。 2.4 SFIT和EFT男性与女性差异 为比较男女的性别认知风格差异,将研究组、对照组及全体受试者分别按照性别分组,对各组男性和女性SFIT中误差总和及EFT得分进行秩和检验,结果见表2。在研究组和对照组中,男性和女性SFIT误差总和及EFT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在全体受试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中两者得分也无显著性差异(P>0.05)。 2.5 图形镶嵌实验和棒框仪实验相关性 将全体受试者SFIT误差总和与EFT得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两者存在较弱负相关(r=-0.255,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障碍,这种障碍使人的感知觉、思维、言语和运动之间产生分裂,几乎涉及到日常活动的每个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除了幻觉、妄想、情感淡漠、意志活动减退等精神病性症状外,认知功能受损也是学术界的共同认识,如执行功能缺陷表现为无法执行复杂的、目标导向的活动,不能准确评估自己行为的成功或失败,特别不能利用这些成败信息来调整以后的行为。执行功能的损害或丧失将引起许多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如自我控制不良、情绪不稳、情感淡漠、易激惹、冲动、刻板、粗心、注意不容易转移等,严重损害个人独立、自主和从事社会性活动的能力[5]。在生活中,人们的情绪状态、行为表现和人格差异都与其认知风格密切相关,它对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决定作用。认知风格是人对信息、经验进行组织加工时所表现出来的一贯和持久的倾向与特征,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场依存性强者更多倾向于整体认知事物,对周围环境所提供的信息较为敏感,在处理事务过程中能较多的与外界环境交互,他们的认识容易受知觉环境的支配,倾向于不加改造地接受现有的刺激模式,并以它们为认识的主要参照物。而场独立性强者则对事物的判断更多来自于已有的知识框架。刘茜等研究也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认知风格、社会比较等方面与正常对照组相比也存在较显著的差异,但精神分裂症患者组间比较差异不显著[6]。 本文研究发现,SFIT实验中,研究组和对照组在不同棒的角度(+3°、+7°、-7°)时存在显著性差异,误差总和有非常显著性差异;研究组和对照组EFT得分无显著性差异;而研究组、对照组、全体受试按照性别分为男性组和女性组,SFIT误差总和、EFT得分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场依存性在男女性别之间无显著性差异;SFIT误差总和与EFT得分存在较弱负相关。Grigerenko和Sternberg曾研究报道认为图形镶嵌实验反映的不仅是患者的认知风格,更与患者的智力水平有关[7、8],这也许能解释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差异不显著的原因。本组研究中由于研究病例较少,实验操作次数较多、耗时较长,对于受试者要求集中注意力,可能部分患者出现烦躁难以完全反映患者场独立性/场依存性实际水平,在实验中也未进行智力水平的检测,从而未验证Grigerenko和Sternberg的上述观点。 精神分裂症起因较为复杂,但目前公认精神疾病是个体易感素质和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人们对情绪情感并不善于表达处理或表达得较为克制内敛,许多人的精神压力难以得到有效处理,加之个体的消极认知风格,在个体人格特征的基础之上,压力没有得到有效应对,很容易导致情绪或心理问题的出现。从目前的研究动态来看,孤僻、敏感、害羞、好幻想、逻辑性思维差等特殊的病前个性特征导致精神分裂症的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50%~60%。国内资料分析发现,病前具有胆小、犹豫、主动性差、依赖性强等性格的精神分裂症的人占精神分裂症患者的40%,比对照组高7倍[5]。故在儿童期成长、家庭学校教育、职业选择、婚恋家庭甚至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场独立和场依存型的认知方式的存在与不同[10],改变患者消极的认知行为风格,提高个体对于应激事件的承受和处理能力,进而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发展,是当代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上的一个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 [1]武志英. 认知风格研究综述[J].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2(1):134-135. [2]施旺红,王伟,王桂琴,等. 场依存性认知方式对视动性错觉的影响[J].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2003,16(6):393-395. [3]孟庆茂,常建华. 关于镶嵌图形测验评分方法及部分常模的修订[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78-280. [4]谢立瑶,智力落后儿童场依存性的调查分析[J]. 中国特殊教育,2008,98(2):44-50. [5]任静.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研究进展[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3. [6]刘茜. 精神疾病患者的认知风格及社会比较的研究[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4. [7]Grigerenko E L,Sternberg R J. Thinking Styles[M]//Saklofske,D. H. Zeidner,(Meds)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Intelligence[M]. New York:Plenum Press,1995. [8]徐华莉. 对国内场独立、场依存认知风格研究的反思[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6):74-78. [9]刘丽荣. 简述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J]. 四川精神卫生,2013,26(1):62-64. [10]李寿欣. 关于场依存性认知方式的理论及其理论模型修订[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4(1):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