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福》的成功，让投石问路的“新华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信心大增，继而跟进投资，《乞丐千斤》《无敌武术团》《六十年后上海滩》以及《貂蝉》《木兰从军》等大批影片的接连问世，带动和刺激了其他影业公司的恢复和开办，而杨小仲的有力出手无疑给濒危挣扎的上海影坛晕染了曙色。

　　杨小仲堪称上海“孤岛”电影的一面旗帜。

　　1938年，由新华影业公司出品、杨小仲编导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科幻喜剧”《六十年后上海滩》问世，这部影片由韩兰根、刘继群、许曼丽、汤杰、顾梅君主演，融合了多种类型要素，令人耳目一新。该片讲述了某公司职员韩、刘在梦境中所经历的滑稽故事：韩、刘二人虽经济拮据，但行为放纵，竟至被各自家人拘禁于阁楼，无聊中做起了黄粱美梦。在梦中，两人完成了时空穿越来到了60年后的上海滩。一日，广场工地掘出人尸两具，教授用科学方法使之复活。此时，人们已“废除姓名、改用编号”，二人无法适应，四处逃遁，竟至误入“市政局”大楼，值班室内布满了各种设备，两人在好奇心驱使下开始胡乱操作，顿时天气剧变，市民叫苦不迭……教授见众怒难平，便欲以“水葬法”处置他们，两人怕死遁逃惊呼，猛醒后的两人都穿着殓衣，家人围拢身边悲伤痛哭。原来两人在梦中一直沉睡不醒，昏昏然度过了数日，家人误以为二人魂魄归天，正在为他们筹办后事……

　　作为我国科幻片的滥觞之作，③该片利用梦境将故事编排得既诙谐滑稽，又不乏科学预见，已初步具备了科幻片的基本品格。仅对社会发展前景的预见性来看，该片的想象力可谓相当神奇，从1938年影片问世至1998年，这60年的沧桑巨变，在杨小仲的前瞻预见中，上海果然已步入“数字化”时代，虽然不能和杨小仲的“预言”完全契合——“废除姓名，改用编号”，但“编号”的存在已成社会结构中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要素，呼机、手机、身份证乃至汽车牌照、银行卡等，都让人们无法忽略数字的存在，这种对社会发展前景的预言的确令人啧啧称奇。再如靠各种“按钮”控制的电气设备，也已广泛介入生产生活当中。至于对“冷暖雨雪”的人工控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成为现实。

　　显然，《六十年后上海滩》中对未来社会的奇观性展示和喜剧化演绎，让影片充满了瑰丽的色彩。回顾中国百年电影史，不难窥见中国导演的软肋，奇幻的想象力和“喜剧”幽默精神的匮乏，让中国科幻片和喜剧片难见经典之作。开创了“无厘头”文化的周星驰，尽管创造了很多票房奇迹，给沉寂的香港电影带来了一片欢腾和新的出路，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被我们欣喜地重新解读；尽管他蛰伏三年后用全力拼出了新作《长江七号》，试图将神舟载人飞船的“科幻”与喜剧用温情嫁接，寻求突破，但影片的上线结果却也并不乐观。而70年前的杨小仲却为我们开了先河，用他的完美呈现让二者达到了和谐统一，用成功的嫁接让我们看到了他稀缺可贵的才华，也让他成为中国喜剧电影的标志性人物。

　　此外，杨小仲还在各类型元素的融合运用上也做了广泛尝试，诸如神怪、惊悚、恐怖、情色等。例如《地狱探艳记》（1938年）是喜剧和恐怖的交汇；《化身人猿》（1939年）是惊悚和科幻的融合；《上海淘金记》（1941年）是悬疑和喜剧的嫁接；《欢乐年年》（1942年）是爱情与喜剧的交叉。虽然与奇思妙想众多、散发着瑰丽色彩的原创作品《六十年后上海滩》相比，这些影片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品质不高，格调欠佳，但仅就类型片的拓展而言，仍不失其开拓价值。

　　三、在“戏曲片、儿童片”方面的创作成就

　　建国后，向来天马行空、不问政治的杨小仲，被纳入了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任导演，但他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形态的巨变，其创作活动也一度沉寂，好在他不久便找到了一条既可疏离政治又能继续发挥其艺术才华的创作路径——拍摄戏曲片和儿童片，此后直至1963年息影，他先后导演了《红楼二尤》《庵堂认母》《陈三五娘》《兰兰和冬冬》《好孩子》《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宝葫芦的秘密》等十余部影片。

　　其中，彩色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取材于小说《西游记》第27回“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为著名绍剧表演艺术家六麟童的代表作，1960年由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影片完成后在世界72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影响巨大。该片充分发挥了电影艺术时空自由转换、人物造型神出鬼没等特技手法，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的神话英雄形象，并于1963年荣获了第二届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

　　儿童片《兰兰和冬冬》（1958）和《好孩子》（1959）以儿童的视角看世界，尽管有很浓厚的时代色彩，但向上的精神气质给孩子们传递了巨大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