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城的心理特征及其成因(3)

种复杂的感情，一种依恋，又带有强烈的占有欲。谢烨自己也承认，她对于顾城来说，是母亲而非妻子。是她安排李英出国，和顾城共处一室。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不是以母亲的心态处理这些事情，很难想象它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谢烨毕竟是一个现代女性，有着自我的独立人格。可惜，当她试图摆脱这种难堪的状况时，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他的理想王国中，顾城表现得更像一个暴虐的君主，而谢烨就成了他死亡的殉葬品。
再以和李英的关系而言，顾城也不是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以平等的姿态去对待。与其说李英是他的情人，不如说是他的玩物，是他的附属品，是他满足想象的客体。如果他真是爱着李英，就不会在《英儿》中津津乐道写着二人的性爱场面。《英儿》固然是文学作品，但更是二人交往过程的实录。如此赤裸裸的描写，使得李英的形象禁锢在顾城的文字中。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李英已改名换姓，但她还是摆脱不了《英儿》的阴影。他幻想的以他为中心的“女儿国”中，是不许有其他男人存在的，甚至连儿子小木儿也不例外。“儿子出世后，一度我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可笑的是顾城也像个孩子需要人照顾，他认为儿子抢走了我对他的爱。我们之间为这个孩子产生了不少摩擦。后来他企图自绝。在他和孩子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他心情慢慢好转”从谢烨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城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已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顾城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远离了浪漫，远离了幸福，远离了诗人追求的理想王国。一旦这种封闭和自足的状态被打破，幻想破灭，猝然面对现实，顾城的软弱和无力成了他调整心态的最大障碍。按照霍妮的说法，神经症型人格所追求的是完美。可当不完美的结果出现时，结束生命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是结束自我的生命，无可厚非。在生命与美之间，诗人是宁愿舍弃前者而维护后者的神圣与尊严的。但谢烨何罪？见过其人的都认为，谢烨善良、端庄、大方。顾城杀谢烨，也许是神经症型人格中自私的表现吧。但这样一来，诗人之死就超出了文化范畴，进入到道德领域。无论有人对顾城之死是如何的惋惜与同情，但如果他们不能洗脱顾城杀妻的罪名的话，那么，顾城之死就不能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次加以讨论。毕竟，在世俗的眼光中，生命价值是大于诗性价值的！

结尾
与顾城有着相似生活、情感遭遇的还有一位诗人，那就是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之一西尔维亚·普拉斯。和顾城一样，自幼便显露写作才华，八岁能诗，兼习小说与绘画，少女时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同样的，她自小性格中就具有许多极端的矛盾，一方面渴望出人头地，一方面又对内心深处全力以赴创造的那个自我形象极度反感。后来也和一位青年诗人特德·休斯结婚。也有长期存在的精神疾患，对死亡的态度与顾城一样，坦然而又平静，她的诗句“死/是一门艺术，和其它万事一样。/我干这个出奇的好。”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顾城的那句诗：“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后来，爱人也因情感背离了她，终于在一个冬夜，普拉斯丢下两个小孩，吸煤气自杀，死时刚过三十岁。正因为普拉斯既恪守诗性原则，又未给他人带来伤害，完成了人世间的灵魂之旅，所以，为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同并加以阐释。但顾城之死留下来的更多是争论。裂隙的存在也表明了对顾城加以文化阐释的难度。
因此，如果我们拂去顾城身上笼罩的“诗人”的光晕，仅仅将其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有着神经型人格的普通人。对于诗人，这可能是创作的动力，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却也有着不利的影响。从顾城的一生来看，他始终是个未长大的孩子，这不能不与他的这种人格缺陷有关。在医学上，这并不是不难治愈的精神病，但当它被“诗人”的光芒遮掩之后，不仅顾城忽视了它的潜在的危害性，就连我们常人也很难认识到它有什么不对。梁实秋在散文《诗人》中说过一句话：“有人说：‘在历史里一个诗人似乎是神圣的，但是一个诗人在隔壁便是个笑话。’”此话固然是调侃之言，但却未必没有一些真理性在里面。不同程度而言，诗人都有些神经质，但我们却认为那是诗人的本性、特质，而加以赞美、肯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顾城是举斧杀妻的凶手，而社会未必就不是合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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