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死者》中的主角确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死者》中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教授和格丽塔是一对爱尔兰中年夫妇,参加圣诞舞会的夫妇回到旅馆后,加布里埃尔对妻子示爱无果,发现妻子心神不宁。原来,晚会上的一首歌唤起了妻子对逝去已久的少年恋人迈克尔·弗雷的无尽怀念。向丈夫倾吐心声的格丽塔在抽泣中沉睡过去,而此时的加布里埃尔感到一切都不可理喻:相守多年的夫妻本应相知相许,怎奈彼此心里相隔;他自以为是她的唯一,而他在她心中远不及一个辞世多年的少年恋人。“泪水大量地涌进加布里埃尔的眼睛。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一个女人有过那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妻子的坦白给了加布里埃尔致命一击,让他明白无论如何自己都无法改变这可悲的爱情轨迹。此时,加布里埃尔凝视着窗外的飞雪,大雪覆盖了黑夜里爱尔兰的每一个角落,也覆盖了加布里埃尔那颗曾经为爱炽热的心。 三、被现实放逐者的无奈 《乌衣巷》被引用在《台北人》的扉页,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出了今不胜昔的怅然,为整部小说奠定了今非昔比的感情基调。《都柏林人》中人们一直被生活的常规与乏味禁锢,面对现实命运的作弄,人们的抗争总是徒劳。因此,两书中都塑造了被荒诞现实放逐的孤独“零余者”形象。 《游园惊梦》中的蓝田玉,曾是秦淮河畔的名伶,一曲游园惊梦使国民党将领钱鹏志娶了她做填房夫人。钱鹏志去世后,她一个人流落台北,生活一落千丈。窦公馆的聚会,看到往日生性温和的姐妹桂枝香俨已成为珠光宝气、颐指气使的女主人,蓝田玉终于体味到曲终人散、世态炎凉、被现实彻底放逐的无奈和凄凉。《国葬》中“陆军一级上将副官”秦义方,想当年在大陆追随李将军,百万大军归于麾下,如今到了台北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想去送追随了三十年的老将军最后一程,报上“我是李将军的老副官”却因无人相识被宪兵无情拦下,“倒退了几个踉跄,气得干噎。”晚景好是凄凉,沉迷辉煌过去的秦义方终被无情的现实碾过。如果说白先勇在《台北人》中谱写了一曲“今非昔比”的时代挽歌,那么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则描绘了一部麻痹于荒诞现实的精神悲剧。《阿拉比》一篇中,主人公“我”为了取悦曼根的姐姐,决定去一趟她提到的阿拉比集市。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然而,曾心怀向往的集市“几乎所有摊位都打烊了。大半个厅堂黑沉沉的,犹如置身于做完礼拜后的教堂中。”揣着六便士的我饥肠辘辘却又囊中羞涩,终于还是要灰溜溜的回家,回到那段“乏味的日子”。一次失败的离家无疑让少年初尝了外边精彩世界的无奈。《一朵浮云》中的小钱德勒与阔别八年的老友加拉赫重逢时,往日旧友已今非昔比,成为“伦敦报界的红人,”而小钱德勒却依然埋头“令人厌烦的文书工作”。面对加拉赫如鱼得水。滔滔不绝的人生经历,小钱德勒只能在诗歌幻想中重复着乏味的生活。于是他感慨:“要想发迹,必须远走高飞。在都柏林,你什么也干不成。”然而,他却无法逃离,孩子的哭声让他气急败坏。妻子的责备让他唯唯诺诺。诗歌是他唯一的慰藉,而现实中的他却毫无行动能力,终于被现实放逐的他在日常琐碎中愈发消沉被动,“他终身变成囚犯了。” 《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均触及了人类“被放逐”的共同经验,通过对众多不同形态的文化群体被放逐经历的描绘,体现了两位作者对“人”寄予的深切人道关怀。通过放逐这一主题,两位作者关注“人”面对残酷现实时无力、无助和无奈的精神感受,指出人性深处的脆弱、堕落、麻痹的精神共性。 参考文献: [1]夏祖丽.归来的“台北人”——白先勇访问记[C].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 [2]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詹姆士·乔伊斯.都柏林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4]程鹏.“王谢子弟”穷途路旅美华人无根心——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思想倾向[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01). [5]帅震.被放逐者的悲情——台湾现代派小说中的乡愁意识[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3(01). [6]袁德成.詹姆士·乔伊斯——现代尤利西斯[J].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7]林玉珍.乔伊斯传[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