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性对男权的依附与僭越

　　李白笔下依附于男性的女性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慑于皇权之下的上层贵族妇女。在封建社会，后妃们虽然有着显赫的地位，但同样也受着社会、家族、男权的多重压迫，昔日她们凭借年轻和美貌获得君王的恩宠，但色衰恩弛之后等待她们的却是无尽的幽怨。《宫中行乐词八首》、《阳春歌》等表明她们衣食无忧，生活奢华，但《怨歌行》中的“一朝不得意，世事徒为空”又何尝不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她们身上深刻地揭示了男权制下的唐朝女性“第二性”地位的卑微命运。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超越时代的传统伦理秩序而对真龙天子乃至整个社会体制产生怀疑和否定，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可怜的女性。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看来，实则是一部女性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被丑化讽刺的历史。

　　第二类是困于夫权之中的思妇、怨妇、弃妇形象。李白写的女子相思之情的诗尤为多。如描写少女朦胧含蓄的思春闲愁，如《玉阶怨》、《渌水曲》等；描写思妇对在外举仕、漫游、为官以及经商的丈夫的缠绵悱恻的思念，如《乌夜啼》、《久别离》、《代赠远》、《长干行》、《独不见》；或者描写征人妇对戍守边塞的丈夫的不满、关切、思念、希冀，如《北风行》、《子夜吴歌》、《黄葛篇》、《思边》等。这些艳丽多情的女性形象往往对男性抱有一种强烈的思和怨，情感处于热切渴求状态而又求之不得，这些形象，正是男性标榜自身、突出男权中心的体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妇女没有经济地位，不得不依赖丈夫，充当男人的附属品。封建伦理中男尊女卑的观念是对女性的极大压迫，她们无名分无地位，“一贵复一贱，关天岂由身”（《中山孺子妾歌》），“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白头吟》），“不叹君弃妾，自叹妾缘业”，被抛弃了却也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女子命运的悲哀实是让人感伤、哀叹。

　　李白在用饱含同情的笔触倾诉了妇女的不幸的同时，又写了对男权做出挑战的女性形象。如《东海有勇妇》刻画了一位“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的刚烈的女子形象。她有着高超的武艺，通神的剑术，勇敢无畏的精神，面对仇人，大义凛然“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藏行”，字里行间无不是对勇妇侠义精神的歌颂和赞美。她们身负不共戴天的大仇却无法申冤，才导致复仇行动的出现，李白对侠女勇妇行为的描写其实是歌颂不为强暴的弱者，是对封建社会秩序大胆的挑战。

　　此外，还有活泼、大胆、俏皮、佻达的女子形象，如《越女词》：“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剧。卖眼掷春心，折花调行客”，她们有着天真纯朴的一面，展现着自己真实的个性。而胡姬这类的形象更是颠覆了男女之间传统的主客体关系，唐时女性较为开放，不少妇女都走出门外，甚至从事社会职业，如《金陵酒肆留别》有诗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吴姬们在酒店里张罗待客不过是当时女性生活的一个表现而已。这些女子的行为都是在努力挣脱着男性给她们的束缚，而去展现自己真实的个性风采。

　　总之，在李白笔下塑造的这一系列的女性，从上层贵妇到下层民女，从东海勇妇到弃妇怨女，从女道士到女仙人，从侠女勇妇到女妓，这些形象身上无不倾注了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她们作为一种意象被纳入了男性视角和思维模式中，展现着传统男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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