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官本位意识扭曲了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和现实运作，削弱和动摇着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

　　制度认同就是在一定条件下，公民事实上对某一制度及其运行方式作出了属于正当的价值判断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主动接受，以及自愿遵守与维护、进而促进该制度发展的取向与行为。⑧制度认同是社会正常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它能够坚定人们的价值理念，唤起人们积极的制度化参与，增强全社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执政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性资源。而官本位对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扩张，不仅改变了公共权力的属性和宗旨，使公共权力蜕变为官员谋取私利、危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工具，异化了公共权力的来源和本质，而且导致非程序的权力运作方式泛滥，破坏了制度运行的规范性。而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规范是影响民众制度认同的关键因素。如果任官本位意识长期扭曲公权力运作，必将会引发人们对权力本质的质疑，使权力的合法性丧失基础，进而削弱和动摇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

　　6.官本位意识诱发腐败，导致官民对立，滋生执政风险

　　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在官与民的关系上，官本位强调以官为本、以官为尊，凸显官权、压制民权；在利益取向上，官本位把当官、升官作为获取种种隐性或显性利益的主要路径。在此错误取向的影响和支配下，有些官员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民众的利益之上，不择手段，以官牟利，致使各种形式的腐败行为如贪污型腐败、行贿受贿型腐败、买官卖官型腐败、炫耀性腐败等不断产生。其中，炫耀性腐败更为隐蔽但也反映着官本位意识的潜在影响。炫耀性腐败是通过炫耀性行为获取私利。行为主体所获取的私利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权钱交易式的物质上满足，这种炫耀可能表现为面子上的风光以彰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炫耀性腐败导致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助长官员以及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⑨腐败是政治之癌，其最大危害是容易引发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情绪，恶化党群干群关系，并由此增加执政风险。

　　二、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存在和延续的根源

　　官本位意识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当前实际来看，观念认同的依赖、现实利益的驱动、制度因素的促生和监督软化的助长等是关键因素，四者相互交织，共同促成官本位意识的生存惯性，并顽固地影响着领导干部的思维与行为。

　　1.观念认同的依赖

　　美国学者拉比得曾说过，“文化”等于地图，“认同”等于指南针，在“文化”和“地图”框架内，人们只有凭借“认同”这个“指南针”才能推断出“自己是谁”“应该怎样行动”“要去什么地方”⑩。中国长达数千年形成的身份取向与身份崇拜的认同惯性，为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和强化提供了心理基础和思维定式。中国社会历来注重身份取向，注重官阶、权位高低，并把官本位作为基本分层机制，“不管哪个时代，人们如何划分职业，结果有何不同，但有一点，所有划分都是不谋而合，那就是无一例外地把‘官’放在第一位”B11。可见，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当官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权力、身份、地位、声望、荣耀的象征，这一观念已经内化并沉淀为中国的面子文化传统。在路径依赖和历史惯性的影响和支配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一观念认同被继承下来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主导取向。在此观念认同的强化下，官本位意识在社会意识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并成为许多人处世办事的习惯性思维，同化了当下中国社会人的价值选择取向。在一项调查中，72.3%的人认同“有钱的”不如“有权的”，因为当官就是铁饭碗、吃皇粮，无后顾之忧；66.1%的人认为官阶等级是评价人的主要依据；53.8%的人习惯对于做官的亲友同事以职位称呼；40.1%的人羡慕当官者有稳定的收入、呼风唤雨的权力和最好的福利，自己也想当官；33.5%的人将当官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目标，认为“做官才有出息、从政才有本事”。B12可见，官本位意识和思维不仅存在于官员头脑中，也浸染在社会民众头脑中，并因身份崇拜的观念认同依赖的影响具有了强烈的心理诉求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官本位认同感的不断上升，严重污染了社会人文环境。

　　2.现实利益的驱动

　　一种价值观念能够普遍地影响很多人，甚至长久地影响一个民族多数人的选择，其背后一定有着社会结构和特定的利益在支撑。官本位与各种特权、私利密切相关和直接挂钩，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拥有、控制及使用支配等是官本位意识产生、蔓延的内在驱动力。据调查显示，吸引人们当官的因素依次为：“社会地位高”（占比54.2%）、“待遇福利优”（占比48.6%）、“工作稳定轻松”（占比35.2%）。B13可见，官瘾的大小由其背后的利益大小决定，人们“迷做官”主要还是迷官位带来的种种不正当收益。官位及其等级所带来的有形无形差异化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文化权益，无疑是官本位意识滋长、蔓延的催化剂，并以最现实、最具有诱惑力的方式，引导和支配官本位意识向各个阶层、各个角落渗透，使官职成为世人竞相追逐的对象。

　　3.制度因素的促生

　　制度因素更具根本性，制度性问题的存在为官本位意识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制度空间和条件。制度是人的社会性需要，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约束、激励人们行为的稳定的规则体系。制度具有约束行为、确定活动边界的功能，使人们明确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制度还具有塑造个人选择偏好、提供行为预期的激励功能，决定着实现个人利益的难易程度和方式。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是保证制度发挥其应有功能的两个方面。如果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存在缺陷，如果好的制度得不到落实或执行异化，如果制度操作性差而难以施行，制度功能就难以有效发挥。官本位意识的存在和蔓延与我国的一些制度缺陷有重要关系。如干部终身制被废除而待遇终身制的滞留、干部选拔的垂直管理和委任制、干部考核实践中的唯上级意志倾向、干部的惩处和退出机制的运作不畅等，都无形地放大了上级官员的权力，构成了官本位思想产生的制度基础，使官本位获得了现实的体制和制度支撑。

　　4.监督软化的助长

　　监督是关键环节，监督的软化和缺失助长了官本位意识的滋生蔓延。监督能够促进制度落实，为制度的实施提供硬性约束。其中，有效的权力监督能够对偏离轨道的公共权力进行防范和矫正，并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行为进行规范，从而增强公权力行使者服务公共利益的意识，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当下，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力度不断加大，舆论监督不断增强，但人大监督的功能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受监督主体的权威性、独立性难以形成以及人情社会的影响，监督主体的积极性不够；此外，监督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往往是规定多，具体操作程序不详，致使具体的监督活动无章可循，流于形式。目前，“下级监督不了，同级不敢监督，上级监督不到”等现象严重存在。监督缺失和软化的环境，强化了权力的诱惑性，助长了官本位意识的滋生蔓延。

　　三、规避和消除官本位意识的对策

　　1.加强理念教育，转变价值认同，瓦解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心理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如果官员和社会民众认同理念没有真正改变，就会不断产生普遍性的以官为本的意识和倾向，严重污染社会人文环境。因此，必须加强理念教育，转变价值认同，瓦解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心理基础。具体来说，一要加强警示教育。通过宣传和阐释官本位现象产生危害的典型案例，使官员和社会民众从思想深处认识官本位对经济社会正常发展产生的困扰和危害，强化正面导向，从而减少和铲除官本位认同感的蔓延。二要加强“民本位”理念的宣传和引导。要打破中国数千年身份崇拜的认同惯性，重新建构民众尤其是官员的心理认同，推动官员的“权力本位”走向公民的“权利本位”，并进一步拓展“民本位”成为当代中国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主导取向的生成空间。三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党性和宗旨教育。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人民才是历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自觉践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端正为官动机。四要广泛开展公民意识教育。要使社会大众牢固树立民主法治、平等公正、公平竞争等现代意识。

　　2.矫正利益分配，调整利益导向，消除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内在动机

　　官本位与各种特权、私利密切相关和直接挂钩，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拥有、控制及使用支配等是官本位意识产生、蔓延的内在驱动力，左右着大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因此，必须通过矫正利益分配，重塑正确的利益导向，消除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内在动机。要优化权力配置。要科学分权，使政府从具体的经济事务和物质利益中抽身出来。要努力建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限制官员权力和降低官职含金量，斩断官权与利益之间的紧密联结，降低官位及其等级所带来的有形或无形差异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对官员和社会大众的诱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