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人类的认识程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演变来看，在古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工具极端落后，原始人蒙昧无知，一切都被蒙上了神秘的外衣，崇拜自然、依赖自然俨然成为了大趋势，原始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应运而生，人们相信无形中存在着一种统治和引领他们的力量。在中国，我们可以称作神，作为人类与神的沟通者，巫就诞生了。渐渐地，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逐渐增强，开始对大自然加以改造，并形成了自己的社会，宗教和神话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管制社会的一剂良药，巫觋逐渐拥有了史官的职能，以此来强化管理力度。后来，巫与史官分离，直到巫在正统官制之中消失，史官却又一定程度上担负起了巫的职能，“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在记载历史的过程中“必然要带着记下被史祝加工过的种种迷信故事”。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迷信的依赖度越来越低，逐渐的将原本列于史籍的精鬼神魅等故事分离出来。因此，史实仍为史实，但鬼神迷信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接近对应时代特色的身份，就像有许多鬼怪故事在战国以前是被载入史册的，但随着人类蒙昧思想的淡化，这些故事逐渐脱离史籍，甚至到后来被赋予志怪小说的身份。笔者认为，我们在用相对先进的理论来解释前代文学的同时，又不能被这些理论所束缚，毕竟一个时代的文学反映的是相应时代的状况，不能拿统一的、固定的标准来衡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间谈鬼论神、祭拜神仙的风气大盛，这种风气影响了干宝，他所记录的鬼神精魅的故事，在我们看来也许是荒诞不羁的，但在干宝看来，这些都是人间确实发生的事情，“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当然，这除了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外，与干宝的自身经历是分不开的。这就引出了“记实”第四个方面：记录者自身对资料的态度和处理。

　　第四，从记录者自身对资料的态度和处理来看，记录者的态度会受资料来源和他所处的大时代背景的影响，对资料的选取会有相对应的标准。记录者对资料的处理也会受记录者自身对材料的把握情况，或者是依据资料的原貌记录，或者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无意或有意地进行不会对史实造成扭曲影响的添加或改造。就拿《史记》来说，司马迁的记录绝大部分被认为是符合史实的，但里边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作者在不明细节的情况下进行的添加、夸张，甚至是或多或少的将个人主观感情添加进去。从干宝自身看，“据方志记载，干宝早年曾是无鬼论者，曾著《无鬼论》”、“但建武中干庆复生，‘云见天地间鬼神事’，尽管不过是昏迷状态中由于鬼神信仰和心理暗示产生的幻觉而已，但却成了干宝转变的关捩，‘感起’而‘发愤’，遂撰《搜神记》‘明神道之不诬’（序中语），也就是证实有鬼论的正确和无鬼论的荒谬”，关于《无鬼论》，《大明一统志》卷三九《嘉兴府·干莹墓》注语云：“莹，吴散骑常侍宝之父也。宝尝著《无鬼论》，莹卒，以幸婢殉。后十年，妻死合葬，婢犹存。宝始悟幽冥之理，撰《搜神记》三十卷。”干宝认为这些鬼怪精魅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他也就相信他收集来的相关资料的真实。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笔者不敢妄自将《搜神记》的性质斩钉截铁的认作是小说或是史书，只是希望借此将《搜神记》与史家的“记实”之关系理顺一些，敬请相关爱好者指正。

　　参考文献

　　[1] 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修订本）[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72，303，74，281.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中华书局，20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