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2)

　　由此可见，对于“夷”字的翻译，如果只是单纯的字义解释，或者是替代词的选择与寻找，并不能引申出如此多的历史摩擦，甚至战争的发生。翻译只是为帝国的政治扩张与文化的殖民输出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借口而已，当翻译所承载的不再只是词语意义的转换，而是一种直接、不加修饰的政治话语介入的时候，其功能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促使这种改变发生的原因，也正是笔者所研究的主题，即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框架下，文化转译的重要性。
　　二、当代艺术语境中的文化转译
　　在文化转译的概念下，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可以得到不断拓展，不再仅是停留于不同语言与文本之间的翻译行为，还可以在多重历史、政治、文化等关系相互叠加、综合作用的场域里，进行更有深度，更具实践性的转译行为。这种转译可以跨越同质的语言与文本的限制，向更为广阔的领域拓展，例如视觉语言与视觉文化。
　　如果在翻译与视觉文化之间，透过跨语际实践的方式，建立某种联系，其效果往往是令人惊奇的。在当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有两个艺术家的创作，都曾在国际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时至今日，其创作的主体思路，依然延续了跨语际实践的可能性，并持续发挥着作用。这两位艺术家，一位是徐冰，一位是谷文达。
　　艺术家徐冰早年以装置作品《天书》《鬼打墙》闻名艺术界，1990年旅美之后，面对陌生的文化环境，开始创作《新英文书法》。《新英文书法》的创作主旨，是将中文与英文进行混合使用，以中文方块字的框架结构，填充英文的单词内容。每一个英文单词（由多个字母组成），被按照中文方块字的构造方法，以中文书法的书写形式，将每个字母以偏旁部首的形式重新进行组合，最终将整个单词中的所有字母，填充成一个具有汉字结构特征的“方块字”。
　　这种再造的“方块字”，是徐冰有意为之的一种文化转译行为，其结果造成了一种有趣的阅读障碍。对于一个母语为中文，或者学习过中文的人来说，这种再造的“方块字”虽然具有汉字的典型特征，却没有办法用既定的语言经验读出其发音，或理解其字义。而对于母语为英语，或学习过英文的人来说，在初次接触时，会对中文方块字的结构产生距离感与陌生感。而一旦了解徐冰创造这些“新英文书法”所遵循的创作规律，便可以很轻松地进入，没有障碍地完成对于字义的解读。
　　两种文字，通过文化转译的行为，各自脱离原有的语境，而在对方的语境中重新生成，或部分生成新的语义，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跨语际实践。徐冰透过“新英文书法”，模拟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交流看似融合、实则对抗的尴尬现实。
　　如果说徐冰的《新英文书法》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那么，谷文达的装置作品《碑林——唐诗后著》③，则更加验证了文化转译，是如何通过艺术家的智慧，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甚至揭示所谓文化交流的本质。当然，徐冰与谷文达两人均有旅居海外的背景，对于西方系统以及自我身份的双重认知，也是促使两人能够不约而同选择文化转译作为作品突破口的重要原因。
　　谷文达自1993年至2005年，历时12年的巨型装置《碑林——唐诗后著》，展现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转译的方法。艺术家的具体创作步骤如下：1.将汉语的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唐诗。2.将唐诗的英文译本再翻译（通过音译）回汉语并组成汉语后唐诗。3.将汉语后唐诗翻译（通过意译）成英语后唐诗。4.将英语后唐诗刻制成碑林。谷文达透过《碑林——唐诗后著》，揭示了正在演变中的当代史进程，从“文化的异化”到“文化的反异化”，最终“互相异化”的过程，作品以碑林的方式进行呈现，强调了将文化转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的方法，作用于当代艺术的话语构建之后，所凸显出的一种“纪念碑”式的作用。
　　这让笔者想到了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否也存在如此的境遇。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西学渐进，但自身独特的历史与传统，是否真正适合西学的发展？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相对于“西方”这一概念，被臆想出来与之对应的所谓“东方”，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主权的主观想象。但这种想象是否成立，或者说是否符合实际的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东方”一词本身的语义模糊，以及后殖民理论中，对于问题的研究甚少，都从侧面印证了警惕的必要性。
　　国家意识形态的对抗，从来未曾停止过。冷战之后，对抗以更加温和的形式继续着，比如奥运会、世博会等。在视觉文化领域，老牌的国际综合类视觉展览，逐渐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艺术界的竞技场所，这也是为什么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坚持要设立国家馆的原因所在。
　　对于当代艺术的本质而言，是典型的西方意识主导下的视觉游戏。英语语系的硬件要求，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构架下的艺术批评系统，美术馆、基金会、艺术博览会、画廊等艺术运营系统，无不强调其帝国化的本质特点。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是否存在，其核心价值的理论支撑又是什么，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先生很早就提出“春卷”论，即当代艺术作品在国际艺术界的地位，永远是属于配菜的春卷。这不是悲观的论调，而是西方艺术系统在看待当代艺术作品时，其猎奇心理的真实写照。
　　三、对于文化转译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帝国的话语政治，应该不是简单的消费文化可以解决的事情。对于切入点的寻求，作为艺术家，如果可以跨越日常的艺术视野，即所谓艺术生产的标准，从跨文化与跨地缘政治的语境出发，也许会发现许多艺术之外的选择，比如在文化层面的转译行为。
　　翻译本身是一种差异转换的游戏，没有任何一种翻译可以完美转换意义的整体，能够转换的，只能是意义的碎片。因此，翻译的结果也只是各种意义碎片的拼贴与重组，而中间不可避免地会有歧义产生。因此，应跨文化交流需要而产生的翻译，往往被引入到帝国话语政治的对抗之中，变成了一种权力批判和政治介入的活动。所以建立在帝国话语研究与跨语际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转译研究，其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知识界对于帝国话语与跨语际实践的研究，更多的是围绕话语政治权力所产生的翻译问题，对于文化背景下的转译行为，学界少有论述。而在当代艺术界，却有包括徐冰、谷文达等一些著名艺术家，坚持将文化转译作为其创作主线，也正是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坚持与努力，使得文化转译在文化与视觉领域的跨语际实践，逐渐得到学术界、思想界的重视与回应。
　　在当代艺术得到迅猛发展的今天，文化转译的研究与应用，完全可以成为中西方价值观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重要方式存在。今天的需要文化大发展，我们的文化需要在更多的国际平台上，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如何推广与展现自身文化的价值观念，是需要共同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文化转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研究，对于今日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价值观的展现与推广，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与战略意义。而对于文化转译的应用研究，也可以为对外文化与艺术交流的展示与推广，在文化背景知识、外交礼节等诸多方面提供有力的保障，以及有益的尝试与方法。
　　（注：本文系2012年黑龙江省教育厅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研究成果，项目名称：文化转译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用研究，项目编号：YJSCX2012—155HLJ.）
　　注释：
　　①饶淑莹.转型时代的帝国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3.帝国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之前的早期帝国研究，第二阶段为20世纪初至20世纪60年代的古典帝国主义研究，第三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当代帝国研究，第四阶段为冷战结束至今的新帝国研究。
　　②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二章，衍指符号的诞生，38—97.
　　③谷文达.碑林——唐诗后著[M].1993—2005.谷文达从构思到完成这套作品，用时12年，于美国纽约设计，制作完成于西安碑林石刻工作室。作品由50块石碑组成，每块石碑尺寸为110×190×20厘米，每块重量为1.3吨。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刘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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