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认同问题与世代差异(6)

　　我来综合一下上面所谈的世代之间不同的论述语言与感情结构。
　　让我们回到林献堂与梁启超在日本奈良的会面那一次历史际遇。梁启超的母语应该是广府话，但他要到北京去干预朝政，参与国家大事，应该也学会了官话。在台湾长大的林献堂的母语是闽南语，没有了传统功名之路，他不会说官话。而陪他在日本旅游的秘书甘得中只会说一点官话。那他们见面时用什么话交谈呢？据甘得中的回忆，在严肃的问题上他们确实找不到共同口语，不能畅所欲言，最后只好用笔谈。而且还不是用现代白话中文，而是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共同书写语言"文言文"。梁启超当时就写下"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以此开场。
　　我们今天当庆幸林献堂还有写作文言文的能力，可以用来沟通。然而我们也该看到，他们那一代人是用各自方言，例如林献堂用闽南语，来学习整套中国传统经典的，除非要去争取功名，不然是不需要学说官话的。作为一个传统士人，他的方言在地方社会绰绰有余。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直到现代化大潮来临。
　　可以说这些前清遗老，属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是以汉语方言与传统经典来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而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部分劳动阶层与妇女则透过传统地方戏曲与民间信仰来安身立命。这些人对中国大陆怀抱着"原乡唐山"的感情，而其中的知识精英是以闽南语及文言文来进行他们的高层次知识与世界观论述与言说的。
　　我父亲这一辈人学得日语来接受殖民现代化教育，以引入许多西化词汇的现代日语来作为他们一生的思考与论述语言，却失掉了以闽南语来阅读传统经典并据以论述言说的能力。我举个李登辉的例子，他在刚担任总统时，照例每年元旦都会有文告宣示。以国民党的传统，这些文告都写得文诌诌的，他用国语念出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他也想用闽南语来读就发现读不了。这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以闽南语诵读中文的能力，遑论据以论述言说了。最后他只好找来一位老先生代为诵读。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语言处境，在以当时的日语氛围建立的世界观框架下，"落后支那"的大陆形象就在所难免了。
　　而我们这个战后新生代则又重新学起另一套论述语言，即是现代白话中文的国语，而且是国民党式民族精神教育的一套语言。我们用这套不能和父亲沟通的语言，重新联系了祖父那代人"原乡唐山"的感情，却在两岸对立下只能有着触摸不着的"神州大陆"的想象。
　　然而在那几十年反共亲美教育的形塑下，"妖魔中国"的情绪也开始萌芽。接着在李登辉与陈水扁接续执政的20年间，他们以"去中国化"的教育政策改造中学生的历史与地理教科书，更在90后的青年学生心里加深了这种情绪。
　　我在2004年写的《台湾的大陆想象》一文概略地描述了上面所说的台湾百年来不同世代间对大陆的不同感情结构。
　　关于父亲那代人的闽南语能力，这里有一个汉语本身的问题必须稍作解释。我父亲那一代人学了日语之后并非就不会说闽南话了，在日常生活上他们还是以闽南语沟通无碍的，他们失去的是用闽南语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失去运用中国传统经典词汇来述说与书写的能力。就是说他们还保留着一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闽南语的能力，但失去了高层次（有人说是典雅闽南语）的能力。这里我必须解释一下汉语方言的这种上下层次问题。
　　所有的汉语方言，包括各种官话系统，都有文白异读的现象，就是有些字有读音/语音之分，差别在字数多少。根据汉语语音学者的调查，闽南语的文白异读比例是最高的，有接近一半的字，而北方官话如北京话则是最低的。这除了牵涉汉语文言文的形成过程外，可能因为闽南语形成历史早，历经的变化多，而北方官话的历史较短有关。在一般生活用得上的口语中，闽南语是文白夹杂使用的，这个词汇得用读书音，那个词汇得用白话音，都已经形成通则；而读书人在阅读传统经典与诗词时，则需使用读书音。由于大半传统经典诗词的词汇成语在日常生活是用不上的，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学到的，所以学童必须在学堂里，从三字经的"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学习这套读书音。这就造成了语言使用上的上下两层性，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妇女与劳动阶层，可以流利地使用文白夹杂的闽南口语，而读书人则还可以使用文言文与读书音这个上层典雅闽南语来书写与论辩。这是很多汉语方言，尤其是闽南语，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现象。
　　我父亲那一代人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闽南语毫无问题，但他们没有上过汉文学堂，反而进了以日语来述说的现代化学校，以至就失去使用典雅闽南语来阅读中国传统经典的能力，失去运用中国传统经典词汇来述说与书写的能力。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论述语言就主要是日语。同样的情况，我们战后新生代学到的论述语言则是现代白话中文的国语，即使我们在日常生活还是可以用闽南语沟通，但一要进行思想论辩就必须转换成国语了。就是说我们父子两代人都有着这种话语言说的双重性。这种现象我问过上海的知识分子朋友，他们也提到同样的情况，平常说上海话，一旦要进行思考与论辩就得转成普通话。（题外话：这或许因为这两种方言的书面语都没有像北方官话那样，有过一个上百年的现代白话文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这套与传统中国绑在一起的典雅闽南语，似乎就此一去不回了。
　　回到三本书的时代背景与问题意识
　　以上铺陈的就是我这三本书所涉及的整个时代背景与变化，上溯到百年多前的乙未割台，历经光复、对立，再到今天重新寻找和解之路。《青春之歌》一书呈现的是战后在现代中国民族精神与反共亲美教育下的成长的保钓青年。《寻找大范男孩》则在探讨台湾百年来连续两三代人，尤其是男性，因时代变迁而带来的失语问题及其后遗症。而在这写作过程中的副产品《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却是以一个职业女性的一生，来呈现与男性颇为不同的心路历程与时代角色。希望本文能够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作为中国被割让出去的一块土地，如何走过一段不同的殖民现代化的扭曲之路，而到今天仍然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用当代的流行语来说，台湾还未能"去殖民"。
　　20世纪初，梁启超在奈良的旅馆给林献堂的看法是，30年内祖国没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现在看来他实在太乐观了，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在面对这个问题。
　　最后我想谈谈一个个人的感受。作为一个在台湾的中国人，基于对家乡的特殊关切，我常感到台湾的这些问题只是台湾的特殊问题，是个地方问题，包括上面多处提到的闽南方言问题。然而近几年来发生在香港的诸多政治事件，例如"占领中环"等，却让我有了新的看法。香港回归十多年来，越来越进入了摩擦与阵痛期。尤其近来有人开始高举港英殖民政府的旧旗，港独的声音越来越大。
　　面对香港的这种情势，作为一个中国人当然会觉得失意沮丧，但是我却又有着一种欣慰的感觉。我欣慰什么呢？我欣慰于，原来台湾的认同问题其实不是台湾的特殊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内在问题的一部分。香港与台湾一样是长期被割让殖民的中国土地，虽然有着土地人口大小、现代殖民帝国英国/日本，及其他差别，但毕竟都是华南方言区被长期殖民之地，一定有着属于中国的、共同的心理情境。我在想如果江浙一带也曾被如此长期殖民，又会带来什么问题？这样想让我负担减轻一点，这是我作为台湾人的，比较自私的欣慰之情。然而果若如此，这个问题可是我们都要严肃面对的。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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